日前，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鼓励引导上市公司增加现金分红和股票分红。这项政策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但与此同时，取消与上市公司分红有直接联系的红利税呼声也随之而起。

　　分红对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但分红后所缴纳的红利税却成为了投资者一个伤痛。

　　因为，在目前中国股市上，只有A股的个人持有者和基金交纳红利所得税。

　　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而现行税法的规定是：个人因持有中国的债券、股票、股权而从中国境内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需按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红利所得税在本质上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其纳税主体为取得红利收入的个人。

　　而依据会计核算原则，企业法人投资股票的红利所得直接冲减投资成本，无需缴纳红利所得税，因此个人投资者成为股息红利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也就是说，个人投资者和基金分红要扣10%红利税，而机构投资者分红不扣税。如此一来，同样是投资于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小投资者较之于那些机构投资者来说，却要少得10%的红利，从而使得现金分红变成了一种对中小投资者的“歧视”。

　　很多投资者认为，企业用于分配的利润都是税后利润。这部分钱分给股民的时候，股民再缴一次税是重复缴税。

　　而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基金也很无奈。因为在所有机构投资者中，基金是特殊的一类，上市公司给基金的分红，同样需要扣除10%的“个人所得税”。

　　一位基金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基金的持有人大多以个人投资者为假设，因此基金得到的分红同样被扣10%，但是，基金的分红是在企业交了25%的企业所得税之后，再扣10%，这实际上存在双重征税。

　　分析人士指出，红利税使上市公司分红的实际意义发生了“质变”，使“回报”变成了“损失”：投资者的损失＝应缴红利税＝上市公司分红金额×10%。也正因如此，上市公司分红越多，投资者的损失也越多。结果是：上市公司多分红不如少分红，少分红不如不分红，因为只有当上市公司的分红金额为“0”时，投资者才不承受损失。

　　例如：由甲、乙两公司的股票，在某一天的收盘价都是每股10元，甲公司是股权登记日，每股派现1元。这样第二天甲公司股票的除息价为9元，假设涨跌幅为0，而投资者的实得红利只有0.90元，另有0.10元缴纳了红利税，于是甲公司的股价与红利之和为9.90元，持有甲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每股亏损0.10元。而乙公司因为不分红，第二天的股价还是10元，假设涨跌幅为0，这样上市公司分红还不如不分红，分红反倒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而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率越高，造成投资人隐性贴权亏损就越大。

　　“证监会一直在与相关部门就红利税问题进行沟通研讨，”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近日的表态似乎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

　　但是，有税务专家指出，征收“红利税”是《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要取消恐怕不易，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可采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经国务院批准后对股息、红利应纳税所得额暂减免征收的方式，来降低投资者的税负。

市场一直普遍认为二次发售机制对于券商来说是件好事。但据记者了解，券商承销所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投行，还涉及研究、自营和资管。与投行部门充满兴趣不同的是，券商自营和资管部门对二次发售的整体效果并不太乐观。

　　近期小额限售股股东减持力度，让部分市场人士对二次发售机制有些担忧。中登公司限售股解禁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沪深两市累计限售股解禁数量有868.3亿股，其中，大宗限售股为453.84亿股，小额限售股为414.46亿股。大宗限售股实际减持数量为78.23亿股，占比17.24%；小额限售股实际减持数量为180亿股，占比43.43%。

　　市场人士认为，作为解禁股股东，以最高价格合法卖出所持股份是其追求的理想状态，引入二次发售从多种角度来说，都可能增加其减持成本。因此，在预期将增加减持环节的情况下，即便市场继续大幅调整，限售股股东减持冲动仍然高企。

　　对于二次发售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其各部门却是持不同的态度。北京一家合资券商副总裁表示，在目前的承销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二次发售对于券商投行也是一种创新的尝试。该公司兴趣较大，但还没有具体的方案。深圳一家大型券商投行负责人也认为，二次发售对投行来说，是对目前业务的一种补充，肯定是有吸引力的。但因具体细则并未推出，所以无从下手。

　　由于二次发售的具体细则并未出台，结合美国二次发售的费用，以及限售股股东的承受能力，多位投行人士预计，国内券商担任二次发售的承销费用应该不高。据悉，美国二次发售视发售规模大小，成本在40万美元至60万美元不等。但国内限售股股东减持，恐难付出这般高的成本。

　　深圳某券商人士表示，“除了承销费用，券商投行是否承销主要取决于价格，高于二级市场价格7.5折以上，券商一般不愿意也不敢承销的。”但对于限售股股东来说，如以7.5折价格出让，加上承销费用，实际入账可能更低。这样的结局可能不会让大多数限售股股东满意。深圳另一券商人士表示，该公司在对限售股股东制定市值管理方案过程时发现，除非资金特别紧张，客户对出让价格均较为在意。

　　二次发售，对于券商不止是投行一个部门的战斗。上海一家券商负责人提出，如果采用包销模式，那么券商承销的最大风险就是“砸在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券商的部门就不仅仅是投行，而包括研究、自营部门和资产管理。

　　首先，券商研究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价需做出趋势性判断，并确定包销价格底线，如果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那么只能转给自营部门或者资产管理，“一个是自己的利益，一个是客户的利益，哪个都输不起。如此，对价格的要求较高。”

　　其次，即使券商愿意承销，但买家也面临极大风险。深圳某券商资管负责人分析说，简单来说，如果通过二次发售就能买到更便宜的筹码，那么投资者将抛售二级市场的股票，继而二级市场价格自然会一路向二次发售价格靠拢，二次发售买家的短期赢利空间几乎为零。

　　部分业内人士对二次发售通过大宗交易发售前景不太乐观。上述人士提出，“目前‘寻托’买卖的局面依然无法改变。无非是限售股股东增加了抛售成本而已。”成本的增加无疑又再次加速解禁股股东的出逃。“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后的价格低，成本高，那限售股股东肯定不会等待。当然不排除优质的上市公司股票可能受到机构投资者的欢迎。双方约定价格，作为长期投资配置。但是这些功能在目前的大宗交易平台上都能实现，二次发售的作用可能会打折。”　

股票红利是极微小，红利税就更加微小。不要减免！
保留给全世界知道：“中国ZF是如何小气，如何同民争利的，如何假分红的”！

我绝不支持“红利税减免”。
股票的红利税极其微小，不需用减免！保留罪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是同民争利。什么是假分红。”

分红免税不除权;才是真“分红”.

中石油每年都拿出公司净利润的45%来分红，给那些持有外资股的股东们提供了高额的投资回报。当初中石油在境外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
股东和股民给钱办成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从来不回报国内股民一厘钱（分红都是用股民股票内的钱来分，还要交税,是假分红）！
对国外股东和国外股民则是真正的真金白银的翻番倍回报！

大力支持。
只有股市的现金汇报高于银行，股市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