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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啊.我都看糊了.大概你把以前的文章转来的时候也转糊了吧.
看得我发晕.一会古史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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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诗的最后一句,就行了。


生死抉择费思量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菜九段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最初表述,这种恐惧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以选择的其他题目
生死拷问司马迁/  
生死对质司马迁/  
遗恨千古的生死棋局

本文系应约请之作,收入高中语文必修教师参考书的相关资料,以文章副题为主题,定名为《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似不及原拟定名好。

与本文相关的孔子价值观皆出自论语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本文网络用名  《报任安书》正解   千古谁识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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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专制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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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 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5月出品
作者简介
菜九段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
县上山下乡先进个人(安徽省当涂县 1977)、医学学士(安徽中医学院)、医学硕士(皖南医学院)、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著有诗集《混沌外的乡愁》,历史研究专着《秦楚纲鉴》(稿本)、《史记求真》(稿本)、《先秦列国史料汇编》(稿本)等。电子邮件c9d002@163.com   c9d001@yahoo.com.cn
假設或者太大膽
求證難免不小心

古史雜識 懇請您的指正。

写在前面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来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它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利。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鸟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也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也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的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点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攒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己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误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菜九的感觉并不充满苦涩,而是充满欣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比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无所作为。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至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十多年前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出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丑露乖,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我的信箱:c9d002@163.com   c9d001@yahoo.com.cn


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陈胜故里阳城考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有关吕后的神话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千古谁识《鸿门宴》
附秦楚之际称臣考
项羽分封新论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汉书》辨误二则
汉李必季必考
汉灭齐战役考释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附解读项羽
霸王别姬解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附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汉高祖三题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不可鄙薄司马迁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杂识古史古史杂识 古史杂识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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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谁识汉张良(改进稿)



菜九段/菜九愚

幼时读《三国》,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就最讲认真。菜九这个人偏偏不理这个茬,斗胆篡改一下可能更贴切,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留侯世家》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尤其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前张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留侯世家》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汉书*高帝纪》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汉书楚元王传》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故《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可见良亦见驹。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张离开刘寻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辞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口。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怀王襄助了人马,但沛公击秦时,韩地武装又再次活跃于故地这一事实,说明韩成肯定又得到兵员补充。这一补充只能来自楚怀王。否则,他怎么奔去没留下,肯定是得到新的增援,又重新开始作战。

对秦作战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不是非刘项不能有所作为。这里可以将韩地的情况与魏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魏豹也得楚助数千人,但在没有其他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魏豹攻占了二十几城,这个成绩是张良统领的韩国武装没法比的。在同样得到了楚的援助的情况下,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即没有一块实地,始终在流亡。这一点对张良的形象非常不利,但也没有办法,谁要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拿不到呢。这个旧韩之地,还是到了刘邦西征时才得以征服。刘邦西进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道旧韩从武关入秦。刘部一入旧韩,就强势作战,连破秦军,为张良这条地头蛇出尽鸟气。从此,刘张二人得以再续前缘。只是刘邦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刘邦——兵强马壮,气吞万里;而张良却还是当年甚至不及当年的那个张良——穷困潦倒,无所依傍。此情此景,不知张良将作如何之想。估计是像做梦一般,虚掷了光阴。让张良、韩成吃尽苦头的秦南阳守军被刘部打得龟缩在南阳城内作困兽之斗,刘邦便想弃城轻进。这时,张良的作用就出来了。他劝告刘邦不能置自己于进退失据的险境,刘邦何等聪明,一点就灵,掉头猛攻南阳。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应该说张良在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功,也可以看出刘张相得甚欢,刘并没有因为张助他人而心存芥蒂。这与刘邦的胸襟有关。刘的立场一贯是,来去自由,去了不妨再来。革命不分先后,即使中途退出,也不影响继续加入,还一样受重用。重用张良一事很快就有了回报,功臣表上记的那个“张旗志”破秦的事,就有张良的重要贡献。但应该看到,刘邦不止张良一个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者多多,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比如克武关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不清楚。菜九曾作《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倾向于将功劳归于张良,但了没什么把握,毕竟《功臣表》上没这么记,只得存疑。



破秦之后,刘邦的感觉良好,可能想大大地骄奢淫逸一番了,这时旁人的话也听不进了。我们想都能想出来,灭秦后的刘邦是何等的嚣张跋扈。那些天,可能天王老子都不在他眼里,你们这些凡人还想来掺和什么。难道臭秦始皇能享受的东西,我沛公就不能沾边吗?难道我们这些受尽秦政鸟气的楚国佬就不能在皇宫里撒撒野、撒撒尿?难道我们这些胜利者不该在皇宫的龙床上打打滚?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我等打天下所为何来?穷棒子翻身,扬眉吐气很容易变成张牙舞爪,这也是人之常情,换了你我,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所以樊哙的劝说成了耳旁风就不奇怪了。还是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更铁,所以张良让刘按樊的主张办,刘邦也就遵从了。大概刘邦已经过了把瘾,浅尝辄止了,从善如流了。其实张良这件功劳并不小于什么运筹帷幄,但又与运筹帷幄无关。如果任刘邦在秦始皇的宫里胡闹下去,什么夺天下的梦想都不会有,有也不会成。

接下来,张良为刘邦做的事,就是功劳薄上记载的鸿门宴解郄与分封多要一郡的事了。这两件事,非张良做不来,张对刘做这些事不仅是尽铁哥们的本分,其中应该包括酬谢刘邦的知遇之恩的成分在内。但是不是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就肯定做不成,当然不是。菜九倾向于张良在这里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这两件事容易办了。因为既然刘邦决心拱让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项羽杀他的理由就不成立;而汉中本就在刘邦掌握,项羽也不一定就非得将其从刘手中挖出,便宜章邯、司马欣等人。当然,如果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办起来都很棘手,而有了张良,刘邦的事就如愿以偿了。退一步的如愿以偿,也是如愿以偿。所以功劳薄上,这两件功劳写得实实的。设想,如果汉中落入项羽势力掌握,刘邦想出巴蜀直难如登天。

就在摆平了两件事后,张良又与刘邦分手了,这次的理由还是韩王成。但在菜九看来,总是怀疑里面有投机的成分。项羽分封后,不让韩王成之国。给出的理由是恼恨张良助刘邦。这叫什么理由嘛?项羽不遣韩王成之国的真正理由,更像是他贪这块地。因为项羽对魏豹早先已占之地还要巧立名目将魏改封西魏,而将魏地攫为己有。正好韩王成在反秦事业中一事无成,所以对韩国如法炮制,不让他之国,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就如项羽将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的原因一样。所以这里不牵涉受张良助汉王牵连的因素。但《史记》记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司马迁的揣测之辞,还是旧有说法。如果是前者,则可不予计较。如果是后者,可能就要追究抛出这个说法者的居心了。依菜九之见,这个记载更像是张良为他与刘邦的第二次离别制造出来的假话。以项羽的力量,真要处置刘邦,并不是做不到,难道因张良帮刘,他就不便处置,于情理不通。如果真正对张良反感,张良与项羽单独在一起达四个月之久,处理起来也方便得很嘛,为什么没处理?设想,连无辜的韩王成都能说杀就杀,为什么会对张良网开一面?如果说项羽杀刘邦还有点下不了手,那是因为他们早先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杀张良可没什么交情要顾,难道项伯的面子就那么大。所以这里面的事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只得存疑,以待有识教我。

那么,张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话呢?我们不妨来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菜九以为,张良看刘邦被派发到巴蜀汉中,以为刘邦的气运也就是老死川中,所以他要另谋出路。我们来看看他为刘邦出的馊主意。他让刘邦入汉中后烧绝栈道,以示永不东还,除项羽之戒心。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刘邦可能真的会老死川中,这一下可真遂了项羽的心愿。项羽和范增为刘邦规划的未来不正是让刘在川中幽囚自生自灭吗?这一下可是你刘邦自绝东还之路,怨不得别人。如果不是赵衍指出一条暗道,刘邦就是想出川也办不到。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后人敷演出的鬼话,当不得真。这也是中国人最不讲认真的典型事件。所以菜九做成语词典时,对这个条目下的措辞是传说,与其他辞典均不同。连《现汉》都是错的。菜九的尾巴老是乱翘,也多拜中国人一贯的不认真所赐。但对张良离开刘邦的理由还不敢乱翘尾巴,但提出问题总是可以的吧。认真一番就这么难吗?总不能张良怎么说,后人就怎么信吧。

如果张良有什么如意算盘的话,那他跟着项算是他走了眼。因为项羽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张良与项羽就没能套上近乎,连韩王成的命也没能保住。说项羽目中无人是因为他既不用张良,也不怕张良会去助别人,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所以张良在那里还蛮自由,所以张良再次投奔刘邦也没费太大周折。而张良的这次投奔刘邦的时机值得注意,那是在刘邦已打出汉中,基本上荡平三秦的时候。换言之,刘邦已从那个仄逼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又显示出一派大好形势。张良此时去投奔,正其时也。刘邦对张良的归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他立即封张良为成信侯,而这时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还没封侯。这是刘张关系铁的明证。

岂知天道好还,张良有过主动离开刘邦的前科,就受到被刘邦两次抛弃的报应。刘邦在荥阳、成皋两次被项羽打得夺路狂奔,一次带了陈平,一次带了夏侯婴,没提到张良,看来多半是撇下不管了。所以说铁哥们有时也不够铁。刘邦丢下张良及其他人,任其自生自灭。好在天助刘邦,那些被撇下的将领及张良都自行找到了出路,然后再继续追随刘邦打天下。但大概抛下军队只身逃跑是楚军的传统,黥布落败时是这样,刘邦落败时是这样,到项羽落败时还是这样。局中之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怨无恨了。而就张刘两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扯平了。实事求是地说,刘抛弃张的两次也有人之常情在其中,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遑论其他。刘邦打败仗时,情急之下,连子女老爹都顾不上,铁哥们又岂比儿女老爹更亲。所以,张良对刘邦抛弃他的作法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抛之坦然,跟之坦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比照张良被刘邦两次撇下的记录,那个运筹什么决胜什么更像是个笑话。这既可以理解为刘邦善意地开了历史的一个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刘邦为了使张良能多得封地而编造的幌子,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三、张良的自知之明

张良出道前的事迹中有一受老父兵书事最令人神往。按说他占有天下第一奇书,以他的不世才具,取天下当如反掌。但岂知事又有大谬不然者。张良一出道就有百十号人,与刘邦走出芒砀山时差不多,也与彭越的人马相仿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领袖资质,所以试了几试。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张良吃足了苦头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干的料。如果我们后人认可韩信的说法,将刘邦将兵的本事定为不超过十万,那么,给张良将兵本事定个不超过千应该是个准确的定位。到了千人,则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不成体统。所以他的官衔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带兵。他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不成其为理由。

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再说指挥作战,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刘邦击黥布时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指挥。所以说,张良的身体不好是免于带兵的托词,以便藏拙。否则所有人都知道你精通世上第一流的兵书,不露两手出来岂不是不合时宜之至。但这两手以前也不是没露过,再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把戏就怕穿帮,神话就怕戳破。在张良而言,或者唯恐天下人提及他有天下奇书一事。刘邦是装神弄鬼起家的,跟张良关系又非常铁,犯不着去逼鸭子上架。你说身体不好就不好吧,你要歇着就歇着吧。反正也没什么非你不可的事,大家就这样抬着混,就这样一直混到革命成功,皆大欢喜。



有一点可能所有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刘邦在张良没有加入本方阵营前的作战中,从未吃过败仗。倒是张良跟了刘邦后,刘在与项羽的作战中连吃败仗,而张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张良在指导作战一道上肯定没有作为。刘邦击三秦,张良还没有回到身边,也是全胜。由此可见,刘没有张,即使称不了帝,还可以有不小的局面,而张没有刘,则无所措其手足,整天逃命不暇。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当然,即使没有刘邦,张良也被历史记下重重一笔,其博浪击秦始皇一事,已为秦记录在案,只是没有结案就成了一个无名英雄。

刘邦与项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项羽是人之过无所忘,刘邦是人之功无所忘。刘一直感念着张良对他事业出的大力,尽管出大力的人不少。他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虚词给张良定位,就可以厚封张良。所以刘让张自择三万户,这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只得六县之地,或不足三万户。当时居功第一的曹参所封也只得万六百户,让张良得三万户,足见刘张关系的铁。但天下也不是刘邦的私产,所以他厚封张良也不是信口而占,而是有依据。早年他曾有号令,道是以一郡降下者,封万户侯。张良为刘邦讨得的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仅此一条就足以得万户侯。何况张良的功劳还不止这一条。所以刘对张的偏爱是于公于私都能站得住脚。而张良的头脑何等清醒,他哪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这样的封赏。他乖巧地只要了与刘邦初次会面的留为封地,而此举不仅是为了铭记这次君臣风云际会,更是真正地为刘邦排忧解难。当时天下平定,地正不够分呢。留作为楚汉决战的最后战场,其户数肯定非常之少。但谁让他们是铁哥们呢,他不帮刘谁帮刘?张良此举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了张良这个参照,那些功劳不及者又怎么好意思胡乱争功?

张良的可数得出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在楚汉战争前立下的,功劳簿上也正是这样记的。到两边开战后,他反而淡出了斗争的舞台,转向了谐调刘邦集团内部的事了。于是张良其人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低调,直至胜利后,闭门不出,修道辟谷,与世隔绝,与世无争。根据张良的行事,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条轨迹:刺杀秦始皇(什么都敢干)——乱任侠打抱不平(什么都想掺合)——逐鹿中原,带兵作战(雄心勃勃,尝试建功立业)——运筹帷幄(能不掺合就不掺合)——闭门不出(什么都不想掺合),典型的一条有为向无为退缩的轨迹。大概也就十五年光景,张良从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蜕变成了个不食烟火的隐居者,感觉上蜕变得也太快了,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换了菜九这样的寻常之人,可能不会轻易甘拜下风、认赌服输,一遇挫败总是向外找原因,怪张三怪李四,惟独不怪自己,非得碰得头破血流、焦头烂额、灰头土脸、原形毕露、山穷水尽才不得不罢手。而张良何等高明,只需试一下,就知道自己与世界的水深水浅,没那个金刚钻,就不去揽那个磁器活,岂止是不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不看,看了心烦。而如菜九一般的寻常之人,分明揽不下磁器活,还会忍不住在边上大言谵谵,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让自己来干又如何如何。

应该说,张良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基本上是准确的,他辞谢刘邦的三万户之封的说辞就很中肯,他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幸而时中,可以看成为是谦词,也可以看成是事实,也就是说有的计谋对了,也有的计谋不对。出谋划策有对有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算无遗策,怎么解释张良自己单独干不成事。所以说,张良的这句自评,可以看作为对刘邦评价的回应。运筹帷幄云云,有对有错耳,不得据此将刘邦的成功归功于张良,尤其不能据此评价而将张良的地位无限拔高。但后世不认真的人却在为张良的地位大争特争,无休无止。

这也难怪,人性的特点就是好为他人作主,如果他人不反对或没法反对,人们就强行替他人作主了。张良的情况好象就是这样。反正张良也不会说话了,大家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管对不对,也不管是不是合张良先生的意,先说个痛快。可能人们反感刘邦的人品,所以最不服气张良与刘邦的君臣关系,于是从张良指点过刘邦一事,并自承为帝者师一事,引发出帝王师的概念,令天下世代的读书人为之心醉。历代的人都在为张良助刘邦找各种借口,表示助刘非其本意本心。如:“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耳。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兴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臣哉?无其势不及。” (《历代名人论刘邦》引《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遗书》卷十八)“程子醇儒也,知小义而不知大义。夫张子房以五世相韩,报秦于博浪沙中,义也,以祖父事韩君也。身事韩王成而楚杀之,若汉王西归,释羽弗击,虽叩头流血以争之可矣。程子以为不义,且曰不义甚矣。此何哉?夫楚汉之事,英雄相竞以智力耳。此固难以儒者之道论。即以儒者之道论之,程子之说亦非也。请详言之。项羽弑义盗窃案,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寡人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今若与项羽约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于天下也。夫君子为义,当务其大者,项羽剽悍贼害,汉王与战,不能当也。幸其失计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时卷土再来,楚汉之成败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涂炭,亦未知何时而已。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较之失小信于项羽,孰大孰小。救民于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义也。汤武行之,大易以为应天顺人。孟子以为诛一夫。项羽屠杀之惨,桀、纣亦不至是,区区失小信而取之,不义亦微矣。救民于水火之中,犹贤于汤武之放杀也。”(《钝吟杂录》卷九)历史上有关刘张的笔墨官司牵涉面颇广,但古人也有能明事理者,如宋吴曾说:“宋景文公云,或讥汉高祖,非张良陈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于良平,乃能听其谋,项羽不知用范增,败矣。予以为景文徒知其一耳。独不见韩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至论其长,信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嗟乎,不知高祖胸中能著几韩信耶?”(《能改斋漫录》卷九)

菜九一开篇就说,“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经以上分析后,这句话用在张良身上可能要做点微调,可能这样说会更好:历史是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但得到高人的提携后,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就是与铁哥们刘邦的刻意提携分不开的。刘邦对三杰的评论,就很有为张良个人造势的成分。张不仅是三杰,而且是三杰之首,其功劳总高不过萧何吧。刘邦本拟以萧何为首功,但碍于众武官的情面只得让战功大的曹参居首功。所以,张良居三杰之首里面的猫腻就大得很。刘邦再三说运筹帷幄,就是有对铁哥们的照应成分在内。与张良对刘邦的帮助相比,刘邦如此力挺张良,后者是得了大便宜了。中国历史上得天下者多矣,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了张良的名气。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不服气张良为刘臣子的人也应该感谢刘了。所以,菜九原先的那个“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之作,也应该改成“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至于刘邦的人品才具究竟如何,菜九另有专论,不在这里讨论了。可参见以下篇什。网上都有。搜索  古史杂识。即得。

◆劉邦西進滅秦的戰爭線路及歷史功績辨析



◆劉邦趙高聯絡始末考論



◆千古誰識《鴻門宴》



附  秦楚之際稱臣考



◆項羽分封新論  



◆項羽敗亡原因新探



附  解讀項羽



論以歷史的角度評價劉邦的個人品質與漢初文化



漢高祖三題



我來剝周昌的畫皮



古風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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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十八侯铭将军留侯张良。赫赫将军,受兵黄石,规图胜负,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全正逆。国师是封,光荣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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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霸王别姬解
菜九段

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现认为,南宋时此书已佚。但这首五言诗似也不应能产生于秦汉交替之时。恐唐人所见,已是伪托。然而,这首五言诗的内容就成为后世虞美人词、曲、剧的主要创意。
至迟在唐代,虞姬已开始从项羽的历史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地位。唐教坊曲有虞美人之名;南唐李后主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缠绵千古;虞美人草亦自宋代得名,《辞源》“虞美人”条引民间传说,沉括作《虞美人曲》,此草枝叶皆动。但这一切都不表明,唐宋之际虞项故事已有了今天版本的雏型。
有关霸王别姬的可定原创版本,当推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及沈采《千金记》。后者明确有《别姬》一幕,为第三十七出。大意为,虞姬求死,项羽付剑于彼,虞自刎后,项割其首悬于马颈。清逸居士依据上述二本,别创《霸王别姬》,后由梅兰芳、杨小楼改编居现代剧情,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作。虞、项之别的民间流传肯定又早于明代。《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有歌谚曰:“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这或许是可以见到的虞、项之别的最早纪录。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此别,但可以根据项羽垓下突围后的行军路线地名标识,及肪地名标识,及后人对此路线的确认考证,推算虞项此别的时间地点。《项羽本纪》载,项王歌罢,虞姬和毕,“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没有留下别姬的时间。显然垓下非别姬之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此地即今安徽定远,距项羽突围之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路程不近。如虞姬自刎于垓下,项羽携其尸身突围于情于理不合。所以,虞姬或厕身于八百余壮士之中。那么,虞项又于何时别离的呢?据《项羽本纪》,项羽渡过淮河后,从者仅百余人,“至阴陵(《括地志》云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可以肯定,虞姬不在二十八人中。东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距虞姬墓葬又间隔一段路程。看来,虞、项失散的最有可能地点为大泽之中。项羽一行由北南下,田父所绐之左,正是向东。陷于大泽之后,虞姬未能跟上项羽。她和多数人一样,仍按田父指示的方向东行,最终死在日后的墓葬附近。而其死亡形式,又不为人所能断定。必须指出,前文“项王乃复引兵而东”之“东”,似为“南”之讹。只有往南,他才有可能抵东城。总之,霸王别姬的今天模式只是艺术,而非历史。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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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菜九段

对于汉王朝的兴起,司马迁曾如此评论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由于秦汉交替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创伤,秦灭楚亡始终是历史关注的焦点。有关项羽失败之原因探讨,也不是一个新鲜命题。早在汉帝国建立之初,刘邦君臣就讨究过这个问题。自那以后,对此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的不说,单就近世而言,说法亦有多样。最没有争议的是人才问题上的得失;各具特色的则有阶级出身论,以为项羽代表旧贵族利益,故不敌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2]有不顺应历史潮流,分封不得人心论;[3]有项羽不厚不黑论,以为其未能及时地置刘邦于死地,最终败下阵来;[4]等等。笔者以为,人才问题之得失确系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其它的论点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未免牵强失当。让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项羽之败的症结何在。

探讨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讨前朝败亡的原因,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几乎每个新朝的开创者都急于得出某种结论,以免重蹈覆辙;并想借此规戒子孙。周武王灭商伊始,就企图与纣王之兄箕子讨论商灭问题;[5]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也与群臣讨论过周所以亡的原因。[6]同理,汉帝国成立后,秦亡及项羽败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讨论。但是这一类讨论或因距事发过近,仓促检讨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论事,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及其欲图借鉴之目的均不甚妥贴。
汉初对项羽败亡的讨论就非常简单。还在都洛阳的时候,刘邦就让群臣对汉所以胜、楚何以败畅所欲言。[7]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对于臣下的这种认识,刘邦认为只是项羽败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驳二人,谓之:“知其一未知其二。”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么呢?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其实,君臣所说的都是人才问题,只是刘邦所说为栋梁之材,高、王所说涉及到的仅是团结一般的人才。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9]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10]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高见。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用错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由于这些项羽故旧均非干才,委其独当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曹、龙、周三个事件对项羽的打击是最为致命的。由此可见,用错人的危害,绝不在不重人才、不善于团结人才的危害之下。

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反思,还有项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战之罪”说及司马迁对此论的抨击。司马迁论道:“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1]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项羽败亡事件放置于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其结论较之于刘邦君臣提出的单一人才问题显然要高明得多。项羽的败亡确实是从他号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渐次发生了。项羽背叛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放逐义帝,失德已显,无怪诸侯纷纷效法;自矜其智,专以暴力统治为务;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乱,项羽均派兵击之,而不考虑武力以外的手段。于是,尽管项羽胜利频频,但叛乱的愈伐愈多,与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状极为相似。无怪司马迁要将项羽与暴秦相提并论(虐戾灭秦自项氏)。
当然,这里的天绝非指冥冥上苍及异常的运气,而是指人的禀性及时代需求。所谓禀性即人之天性,其构成极其复杂。项羽的禀性与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残暴的特质又迥异常人。项羽初登历史舞台即是以一种极其凶悍的姿态亮相的:他斩秦之会稽守后,旋即格杀数十百人。[12]载于史册的反秦武装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项羽所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项羽参与——与刘邦攻城阳屠之。[14]之后,他又坑秦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屠咸阳,坑齐降卒,杀义帝怀王心,可谓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泷川资言将其比之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实不然,项羽未诛杀害死项梁的罪魁祸首章邯,说明他还是照顾到长远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于其本性中占上风的施暴冲动。参之以怀王心的背景亦能说明这一点。怀王心祖父客死于秦,国又为秦所灭,但其号令攻秦时,谆谆以不得行暴为戒。所以,项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归结于复仇。项羽在扑灭叛乱的征战中,肆意残杀,结果,激起了更顽强的反抗。项羽的残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还有一些从秦政中习得之暴。项羽于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诸侯将而轻封诸侯,就是奉行了赵高为秦二世进策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之意,[16]他将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分别贬为代王、辽东王、胶东王,而将赵相张耳、燕将臧荼、齐将田都分别封为上述三地之王。项羽还剥夺了韩王成的王位,后又废为侯而杀之。[17]这样一来,在施暴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祸根。
项羽的残暴似与当时公认的“仁而爱人”的口碑极不谐调。人性原本多组相反的矛盾组合,又由于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现增加了掩饰性。不容否认,项羽的天性中有仁爱与残暴并存,但这种仁爱一经表现出来,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不仅可以博得好评,满足他需要赞誉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为其效力。曹咎、司马欣、郑昌就是项羽仁爱的受益者。这些人的得益,给项羽带来了知恩图报的虚誉。与项羽的仁爱同样受到公认的,还有他的不肯赏人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经韩信一点化,项羽“仁而爱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赏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外,也是项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残暴的先决条件。于是乎,项羽的仁爱使社会得益极小,而他的残暴则对社会危害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暴不仅为项羽最重要的行为标志,亦是当时社会的切肤之感。那么,项羽是继秦而起的暴君,当无疑义。
由于项羽以残暴立世,他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什么是时宜?按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历史的自然韵动,其中包含着补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时代需要”。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8]忠,意为质厚;敬,意为多礼;文,意为尊卑。自周衰,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可谓文敝已极,世道需要质厚的调养。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为,有违质厚之道,与社会需求相抵触。秦以暴兴,不能救时弊,最终为民众所唾弃。项羽以暴继秦,视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杀;视天下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时代而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辙。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时不利”这一要害。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为司马迁痛斥。
项羽的残暴特质是项“天亡我”论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问题上的失误亦可从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马迁论项羽为“才气过人”,事实上,他确有过人之能。正因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容不得人,韩信、陈平、张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时,项羽的猜忌心极重,故此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疏远了钟离昧、范增、周殷等人。[19]周殷的叛楚归汉或与此有关。项羽爱人的特质又为他招来了一批无用之人,[20]错用了一些无力承担重任之人。因此,项羽在人才问题的失误也可归咎于“天亡我”的范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项羽的一切失误都可以从他性格上的缺陷得到解释。而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最终使他不合于时代。这两方面的结合注定了项羽的统治在历史上只能昙花一现。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有一定的影响的观点究竟在项羽败亡问题上占多少分量,值得怀疑。首先是阶级属性论。旧楚灭亡时,项羽只是个不足十龄的孩童,家族的旧贵族成份对其有多大影响尚属疑问。作为单一个体,即便属于旧贵族,是否一定比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境界低下,历史尚未提供过确凿的证据。因此,不能简单下结论。其次,分封开历史倒车论。分封在当时是唯一可取之选择,对此,笔者有专论。[21]联系到刘邦在汉初的分封,可以断言,项羽的分封也是势在必行,与时代需求无抵牾,与其失败关系甚小。第三,不厚不黑论。项羽无视怀王之约及怀王的存在,悍然主持分封,不可谓不厚;杀义帝及韩王成,不可谓不黑。至于鸿门宴上不杀刘邦,实在是因为不杀比杀更有利,不能算失误,[22]与厚黑无涉。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洞见项羽败亡的关窍。除此之外,基于楚汉战争的最后结局,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项羽在军事上靠逞勇斗狠取胜,在政治上更一窍不通,十分愚昧,显非刘邦之敌。一旦验之于史,就不难看出这种貌似合理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项羽只是个一味逞血气之勇的莽夫(尽管他确有这种倾向),在政治上毫无可取之处,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际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对秦战而胜之,并收拾残局,称霸全国达五年之久。项羽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可圈可点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杀宋义、援赵取胜。针对宋义提出的“承秦赵敝”畏战托词,项羽敏锐地认识到秦破赵后将无敝可承,于是他果断地斩了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钜鹿之战固然是在项羽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舞下取胜,但此等重大战役,其细微处亦非常人所能设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胜众的战绩。其二、击降章邯。钜鹿战后,秦军与诸侯军相持于漳南,陈余遗章邯书或为项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谋和时,项羽乘其懈,急击大胜。随后章邯约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及时接受其降。项羽不杀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种谋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举。试想,二十余万秦军与四十万诸侯军结伴入秦,一旦变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为项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体现其政治涵养。项羽谋略通过分封,长久确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国之举不时受到后人的指责,以为其比战国七雄并峙又倒退了许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项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当时中国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为了削弱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诸侯实力,他将旧秦一分为四(汉、雍、塞、翟),将旧齐一分为三(齐、胶东、济北),将近楚之赵一分为二(代、常山),将燕一分为二(燕、辽东)。不仅如此,他还将赵的军事实力化解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仅次于楚的军事集团削弱于无形。[23]由于三秦对项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对项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国的韩地尽入项羽掌握,项羽已建立了从彭城至三秦横贯中国东西的实力带。这个实力带的南面,九江、临江、衡山三国由楚国旧将执掌,最西南的汉亦为楚旧部。不难看出,项羽阵营的势力范围十分壮观,足以使任何欲有异动的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其四、楚汉战争。项羽在正面战场与刘邦的交锋中屡战屡胜,这绝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对付刘邦这样的劲敌,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艺术诸方面胜出一筹,是很难取胜的,更何况连胜。至少有三事表明项羽的出众之处:第一,刘邦攻占彭城,项羽率军从齐回救,绕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击奏功。[24]第二,楚汉相持成皋,彭越扰乱梁地,项羽回救,与留守成皋的曹咎约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将令,于六日上为刘邦所破。[25]第三,项羽受困垓下,他领兵趁夜突围。汉军至平明才发觉。这些无不说明项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家韩信与项羽直接交手有二,一胜[26]一负,[27]韩信不占优势。由此可见,项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亦不应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然而,项羽过人的聪明才智仍不足以弥补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损害,兼之有刘邦这样强劲的对手,使项羽为历史淘汰势不可免。项羽在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几乎集中展示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羽便以为楚地悉为汉有,此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觉溃围而出,竟被一田夫骗入泥泽,此为其暴行的恶果;仅剩二十八骑,他仍要证明自己向来正确,此为刚愎自负的表现;他拒绝乌江亭长“王江东”的建议,此为其缺乏韧劲、遇挫则不振的脆弱性;已决意赴死,他仍大开杀戒,杀人无数,充分表现了他的残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于人,他自刎以便让其旧部持其首取万户侯。这些至死不改的品质就是项羽的天性。

综上所述,项羽天性方面的诸多缺陷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残暴为时代所斥,经过暴秦统治的广大民众绝不会接受继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刚愎自大、目中无人使得人才离他而去,或不为其所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他的缺乏韧劲特质使得其败亡突然发生而没有苟延残喘偏安一隅的余响。由于项羽崛起甚速、成功甚大,不可一世的威势与其迅即溃败、一蹶不振的结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于司马迁对项羽结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项羽的“天亡我”之叹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汉人扬雄与王充就分别对“天亡我”说进行过不完全的肯定的论述。特别是王充,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28]这种对项羽哀叹的简单附和显然失于偏执,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刘项的正面军事较量上,而不顾主战场之外的力量消长。正是因为项羽正面控制区域以外的形势趋向决定了楚汉战争的胜败,同时也衬映出项羽孤家寡人与天下抗争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以意逆天,宜其灭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叹也终于落到实处。

附注
[1]《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2]参见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项羽新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月10月版
[3]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参见李宗吾《厚黑学》
[5]参见《吕氏春秋·慎大览》、《周本纪》
[6][16]参见《秦始皇本纪》
[7]参见《高祖本纪》
[8][19][20]参见《陈丞相世家》
[9]参见《留侯世家》
[10][22]参见周骋《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11]《项羽本纪赞》
[12][13][14][17][23][24][25]参见《项羽本纪》
[15]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18]《高祖本纪赞》
[21]参见周骋《项羽分封新论》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26]参见《淮阴侯列传》汉二年
[27]参见《高祖本纪》汉五年
[28]《论衡·命义篇》

(原载《淮海文汇》1997年7期)

补注
项羽封刘邦于汉中、巴蜀,未为失策。如果不是赵衍指了一条小路,汉军就不可能对三秦展开攻击。所以,天亡我说,在这里也神奇地体现出来了。
刘邦所说三不如云云,当视为刘的自谦。因为在楚汉战争中,固然是由于韩信的卓越表现才导致了最后胜利,但刘邦本人一直坚持在与项羽相持的主战场上。倘若让其它人来对付项羽,估计也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
汉破曹咎之役可能历史记载中有小说家言的成分。一是其战胜的方式与破龙且如出一辙,二是曹咎之战是会战形式,而非轻易击破。当时参战的有燕国军队,可见破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附  解读项羽
菜九段

近几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其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界论之甚详。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日后,殷王司马卬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不久,司马卬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项羽虽常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天份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项羽的情况正合此理。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但以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于是,项羽就从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计也差不了。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了。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项羽及其它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项羽抹煞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秦。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人心。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项羽先抹煞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羽总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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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菜九段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繋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征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繋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参见钱穆《诸子繋年考辨》
[2]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15]参见《赵世家》
[6]《六国年表序》
[7][9]《秦本纪》
[8]《范雎蔡泽列传》
[10]《白起王翦列传》
[11]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参见《乐毅列传》
[14]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补注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它。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它。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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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对汉史颇有研究,佩服~~~~~~
让我们珍惜拥有的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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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
菜九段

曾有一个伟人说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另外还有人愤愤地说,历史是一个婊子,谁有权谁就可以干她一下。后一句话似乎是前一句话的注脚,仔细想来,不禁毛骨耸然。因为我们的历史之丰富为全球之冠,在上述规律的参与下,其中的假货也不知是个什么规模。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死于改革开放前,他一定会抱着“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概念下世。
我们面对的是充满假货的丰富史料,而这些史料的产生原因,也不能一概说都是胜利者写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拥有写作权力的人干的。严格地说,凡是有一定的知识力,又好搞点撰述的人,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一制假行列。
如果历史仅仅是胜利者写的,那么,造假的理由总是有限的。毕竟政治目的不会层出不穷。而滥用知识权力情况就难说的很了。
现在很流行的霸王别姬,就是一个假历史。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写项、虞二人是如何之别的。到了宋元时代的话本创作,才有了这种描写。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明言虞姬冢在今天的安徽定远东六十里。也就是说在项羽向南退却的路上。看来虞姬也是厕身于随项羽突围的八百壮士之中,只是后来因迷路而走散了。时至今日,因为英雄美人的关系,项羽博得了世人更多的同情。其实当年项羽之暴,也不知给老百姓带来多少苦难。又如人所共知的触龙说赵太后之事,也是一个假历史。在事发之前,赵国是五国灭齐的居中联络人,并且占领了大片齐国疆土。赵又怎么可能只送一个人质,就能求得世仇齐国的援兵。需知,日后赵国四十万人在被秦将白起屠杀于长平之后,国都岌岌可危时,也没有向齐求援,史称其失三城而向齐求援事,显然当时条件所不允。(秦当时的重点作战目标是韩,而不是赵。这有《秦本纪》与《白起王翦列传》为证。)凡此种种,皆为好事者所为。今天的好事者亦复不少。如某女演员接手女皇角色,竟几度将剧本推翻,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历史。又如,某武侠泰斗将出卖私修明史的庄氏元凶查继佐写成反清复明的同道,将清廷鹰犬吴六奇,写成反清复明的烈士。于是乎,一些原本在历史上名声不好的人,也开始形象高大起来了。我们的世人与后人就要在这种熏陶下成长,其情其景,着实堪忧。
秦始皇灭六国后曾有一个诏令,全是讲各国如何对秦不敬,秦不得已而兴兵灭之。如果秦王朝不是在短期内被推翻,这段圣旨当被作为信史而流传开来。可惜,秦始皇的如意算盘因大泽乡的狂飚突起,而彻底破灭。所以,刘少奇曾在临终前大发感慨,道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这种因政治而产生的造假,固然有可能被大张旗鼓的拨乱反正戳穿,而那些广泛存在的造假,又有谁会大费周折来澄清呢。于是,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产品假货泛滥的时代,也同时生活在一个精神产品假货泛滥的时代。这种规模的造假,又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影响久远。有一种感觉,即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造假时代。只不过这种造假,是无序地瞎折腾,也因此无法治理。太多的人,以太多的热情,篡改历史。我们的历史,可以休矣。

(原载《书城》旧题《历史打假》署名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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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菜九段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辖列国之师的攻齐之役,其时间持续六年之久,故而在先秦的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战败国,齐国于此期间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中有两种较为笼统的提法。按《燕世家》的提法,即除莒、即墨、聊之外,齐的其余部分皆属燕。《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口径较为统一,齐所有者,仅莒、即墨二城,而没有聊地。这种提法最深入人心,大概是从众为实的缘故,史学名家全祖望、梁玉绳等都据此判研史料之真伪。另一种提法是《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齐世家》),称楚与燕共分齐侵地卤器。至田单破燕复国,《田齐世家》的说法是:“齐故地尽复属齐。”然而,深究于史,就史料所能发现,实际情况绝非此上述说法所能包容。试论如下。
一、 齐的原有疆域
有关在此役中齐失地的具体情况,《燕世家》称除莒、即墨、聊外,余皆属燕。《乐毅列传》称:下七十余城以属燕。那么,破齐之前,齐究竟有城多少,史无明证。史书中专门提到的齐地城邑的具体数字有,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有地七十余城。但后世的齐之规模,显然不如齐愍王盛时。何况城有大小之分。如《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六年,秦击魏,得城大小六十一,魏并未因此而濒于灭亡。全盛时的齐比魏大得多,其国土绝非七十余城可限。自齐威王至愍王,齐的疆域呈扩张态势。有史可稽者,为齐威王与梁惠王关于国有宝之答问:[1]齐东临海,齐之南境在南城一带,其地不详。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鲁有城武城,又称南城(地在今山东枣庄、费县之间)。齐之西境在高唐一带(今河北高唐)。北境在徐州一带(今河北大城一带)。其实,且不说齐愍王时期,即使是齐威王时期,这种框定已不够充分。如齐威王封驺忌为成侯居邳(今江苏邳州),[2]其地就比南城更南得多。而其后齐境更大大向南北扩张。《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年,齐佐赵伐灭中山,理当有获地。日后赵将廉颇攻齐之昔阳,即为原中山地。齐宣王时期,齐曾乘燕国之乱,入据燕国五十天。在列国干预下,不得不退出,估计还会有部分燕地为齐占领。日后坚守抗燕之莒,原为莒国,楚简王时灭于楚。何时属齐不详。根据莒人杀/逐楚将淖齿拥立齐襄王之事来看,齐在莒显然经营甚久。莒为齐所有的时间或相当长。从现有史料分析,齐得莒有以下机会:(一)齐威王时,越北伐齐,西伐楚,莒或先沦为越有,及楚威王灭越,齐可乘机并取其地。[3](二)齐、秦、韩、魏攻楚,楚败后或割地于齐。[4](三)楚怀王入秦不返,齐送楚太子归国立为楚顷王,齐或乘机索要莒地。而上三种情况,无论何者成立,齐之得地于楚,似都不以莒为限。除此之外,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年),齐与魏、楚灭宋,在据有全宋的基础上,又拓地取楚、魏地,其西南境又大大向外扩展了。[5]由此可见,齐的疆域在乐毅破齐时相当可观,绝非七十余城可限。所以,燕据有齐全境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燕有全齐之地,也与当时的情况不合。早年列国不允许齐独占全燕,此时就不应默许燕拥有全齐。
二、 破齐之役列国对齐地的瓜分
破齐行动是燕昭王长期策划,由赵国发起、组织推动,最终让当时所有大国——秦、楚、燕、赵、魏、韩共同参与的。其中的楚国后来转而助齐御燕。应该看到,列国参与攻齐,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燕昭王的心愿,它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必然是各有所图。而所图者,又以土地为最直接的获利目的。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齐灭宋之役是列国伐齐的导火索。《宋世家》载,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诸侯皆曰桀宋。……不可不诛。告齐伐宋。……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梁玉绳认为,楚、魏未参与灭宋事。[6]梁氏此次判断错误。之所以《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均不载助齐灭宋事,或者是由于两国均未得到原本许诺灭宋后自己应该分得的哪份战利品。事实上,齐伐宋之役的参战国甚至不止于齐、楚、魏三国。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齐攻宋时,曾征调燕国军队参与。燕为了麻痹齐国,派了二万人马。这里显然是效仿春秋时勾践事吴故伎。这说明齐对燕是有疑虑的。仍据《吕氏春秋·孝行览》,燕广泛搜罗反齐人士,估计这类举动被齐所侦知,故有齐伐宋时征燕军力之举,实则是挟以为人质,并削弱燕的作战能力。据《赵世家》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意即赵出兵助魏攻宋,但赵与宋不接壤,不能分得宋地,作为助魏的交换,魏割河阳予赵。如此看来,灭宋一役,实际上有齐、楚、魏、赵、燕诸国共同参加。《战国策》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而齐尽管于此役得以独吞宋国,却也由此使军力大大受损。但齐国当政或不这么认为,于是便有乘灭宋之余威,齐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7]这种穷兵黩武的后果,必然将其周边国家悉数得罪完了,从而造成齐在国际间极度孤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且惹人嫉妒。列国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嚣张。而齐国力之衰敝也决定了它无法继续嚣张下去。此时只需要有一国出面组织,立即就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攻齐运动。因此便有了由乐毅发动的列国灭齐事件。
为什么灭齐这件大事由燕出面呢,那是因为齐与燕有世仇。当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后,燕国大乱。孟子以为吊民伐罪,此其时也。于是,齐宣王出兵,仅用了五十天便占领全燕。齐有燕地打破了原有的列强并峙局面。于是列国纷纷起来欲讨伐齐。[8]说到底,也就是不能容忍一齐独大的新形势。齐不得已便从燕退出。燕昭王即公子职得赵之助称王燕国之后,便处心积虑欲报齐灭国之仇。以燕之孱弱,灭齐之事只能算是梦想。诚如乐毅《与燕王书》中追述的那样:“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伐之,必以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应该说,这些谋划最初只是燕国君臣的一厢情愿。但到了齐灭宋之后,燕国期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赵世家》于齐灭宋后,有连续击齐的记载;其年代与《秦本纪》蒙武伐齐时间吻合,这些充分表明因为齐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头,列国联手攻齐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燕昭王于是利用了这种国际形势,通过赵国的联络,组织了破齐之战 。战争的第一目的,应该是消除齐的战争能力。而第二目的,无疑是从齐取得土地。战争的进程表明,其第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齐自此战败后便一蹶不振。而第二目的是否达到,可以验证于燕以外国家的从齐得地情况。
《楚世家》及《六国年表》均记有楚取淮北。这个地域概念相当模糊,估计包括:(一)楚早年失地于齐的部分。(二)宋国旧有部分。(三)旧齐固有的部分。楚将淖齿所入之莒,或许就是新的齐楚分界的标志。日后楚侵蚀鲁国,最终灭鲁,就是此役后楚与鲁为邻的结果。《田齐世家》称:“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愍王。淖齿遂杀愍王,而与燕共分之齐侵地卤器。”是否可以推断,破齐之役,除燕而外,得地最多者应该是楚。必须指出,齐愍王、齐襄王所居之莒,于燕破齐固守之时及以后是否为齐之疆土,尚未可轻断。因楚出兵助齐守莒,以淖齿为相,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向齐索要土地,而这块土地就包括莒及莒以南的齐旧有之地。田单破燕复国之后,并未见有齐在莒活动的记载,倒有楚在莒活动的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楚灭鲁,迁其君于莒。[9]此莒即为齐愍王、襄王所居之莒。《鲁世家》记此事作,楚迁鲁顷公于下邑。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下邑的解释为,国外之小邑。莒之规模不详,但其从未属鲁来看,称之为下邑倒也合适。田单复国后,未见有齐楚交兵的情况,莒落入楚的唯一解释,当是在楚答应助齐御燕时,齐便同意以莒作为对楚出兵的酬谢。至于齐愍王乃至齐襄王居莒,可能是一种寄居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被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莒本身并没有加入田单的反攻复国事业。只是在逐走燕人之后,齐人才从莒迎回襄王。莒作为燕人在齐之南境,其南当为燕人未到之地。如下邳等地,此后当归楚所有,与燕无涉。
魏之具体得地情况不详。估计亦有三种情况:(一)以前与齐灭宋时,魏应得之份额。(二)魏本身为宋所侵之地。(三)灭宋后,为齐所侵之地。其中后二者本来就是魏旧有之地。根据秦朝末年,魏将周市称丰为故梁徙,诱降沛公部将雍齿一事表明,魏地于战国期间曾拓地至丰(即今江苏丰县)一带。此一说法为汉人刘向认同,据《汉书·高帝纪赞》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此地原属宋,破宋前或许诺分给魏。战国末年并入魏名下,极有可能是在灭齐一役后才并入的。因此,魏于攻齐之役有得地,至少是讨回了破宋时应得之份额,当无疑问。
秦在此役中的得地情况不详。因秦与齐无接壤边境,秦即使分有齐地,获利或也不大。但秦在此前的行动中已从齐得过九城,[10]因是飞地,故有巩固扩大的需求。而此时秦之当国权势人物魏冉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即原在齐掌握之中。陶原属宋,与齐邻近。当初魏冉封陶属实封抑虚封,已不可考。但齐灭宋后将宋地全部据为己有,则明显损害了魏冉的私利。破齐之后,陶当归秦所有。日后,秦就以此为根据地向齐蚕食。[11]直到魏信陵君破秦后,此地归魏所有。[12]
秦的扩张行动几度受到齐的阻挠,故秦是列国击齐的积极参与者。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齐助韩、魏攻秦,迫使秦于两年后退还了侵占的韩、魏之地。[13]摧毁齐国的作战能力,已成了秦国军事扩张的当务之急。而摧毁了齐国的战争能力,也就为从齐取地扫平了障碍。破齐后,秦屡次鼓动赵与其共取齐地,就是这种情况。
韩与秦情况相同,与齐国无接壤。史书中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韩从击齐中获得土地。韩加入列国击齐的军事行动,或是受了秦胁迫的结果。在行动以后,韩或者可以从其它国家获得一点土地补偿,如当年赵助魏击宋,从魏得河阳模式,但也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或者,韩之一无所获,是参加击齐各路武力的唯一例外。
赵与齐的关系比较微妙。于此之前,赵拓地甚多,赵得中山地之后,更是国力大增,扳倒齐国,无疑可以奠定赵在东方的霸主地位。所以赵成了此次击齐的召集国。其得地情况将在下文另行交待。
除了上述大国之外,弱小如鲁,亦从齐之溃败中收复了若干失地。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其地在今山东滕县。[14]直到田单复齐之后,徐州仍未能收回。据《鲁周公世家》,鲁顷公十九年(据《六国年表》为楚考烈王三年,时当公元前260年),“楚伐我,取徐州”。表明此徐州并未因田单复国而收复。另外,据《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在列国灭齐一役中有推波助澜之功。破齐之后,至少可以令其在薛之封地大大扩充一番。只是这个薛与鲁取之徐州在地域上有重叠,当以徐州属鲁说更可信。
以上情况表明,破齐一役的获利者为数着实不少,不得以齐地皆属燕为结论。
三、 齐地的其它存在形式
除了上述情况外,齐地的其它状态都与燕在齐的存在状况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燕在齐的状况,以确定是否如史书论定的那样,全齐皆沦陷于燕。
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列国的联合作战地点在济西。其具体地点,史无明证。唯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述济水范围,亦未说出个所以然。按六国联合用兵计,其地当在济水的南段,较适合各国军队集结并展开联合进攻,估计这个地方在聊城以南。在齐主力溃败后,燕军单独深入齐地。实际情况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各国便忙于瓜分济以西的齐地,而任燕军攻入齐都报仇雪恨。应该考虑到,齐主力丧失,只能看作齐已失去了对外构兵的能力,并不等于守土之力丧尽。《乐毅列传》措辞曰:“乐毅独留徇齐,齐城皆守。”是否可以认为,在齐愍王出亡,齐国无主的情况下,出现了齐之城邑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事实或正如此。当时齐地由各自的城邑长官分理,即墨大夫出战身死,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乐毅列传》另有记载,燕“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这表明燕对齐之征服遇到了广泛的抵抗,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燕军始终都在作战,燕军不得不逐城逐邑地蚕食齐地,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从燕军数次攻莒不克,围损兵折将的即墨城数月不下这两事可以看出,燕军的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在齐推进的速度,燕完全有可能与齐之某些城邑达成某种默契,即,只要齐之城邑不公然与燕为敌,燕可以保证其自治的完整性。这样一来,燕在齐地的军事推进确实加快了,但也为日后留下隐患。田单仅以区区数千之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复国大业,就是这种隐患的总爆发。《田单列传》曰:“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也就是说,这些畔燕的城邑并没有真正落入燕的掌握,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到了大势逆转之时,这些以往被迫降燕或中立的齐城,皆加入了反攻复国的阵营。除了落入燕掌握及与燕达成某种默契的城邑之外,一定还有如即墨那样不知为谁守土的地方,它们即没有可以效忠的对象,也不肯屈从于燕人,呈现出不少各自为战的场面。正因为齐国这种广泛存在的缺少主心骨的涣散状态,才给了燕以外的国家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秦和赵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充分考虑到齐地会有上述特殊情形,就能理解《赵世家》中于破齐之后关于赵“与秦击齐”,赵攻取齐地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前文已说过,除韩以外,各国都从破齐中得到土地,赵国肯定也不想成为例外。赵国是这次列国攻齐的召集国,其对齐的领土占有欲,理当不逊于他国。齐破之前,列国已攻齐取灵丘予赵,[15]齐破后,赵又与秦击齐,其目的仍在于掠地。燕军从济西战场长驱直捣齐都临淄,势必留下大片未征服齐地,这就给其它国家,如赵国等留下了可供酬劳的战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苏代为齐向赵求情的场面(梁玉绳氏以为司马迁无理出错,他认定齐此年仅莒、即墨二城,秦、赵又有何求。其实这种认识是梁氏之偏见。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赵世家》中的许多材料不见于《国语》、《战国策》,当另外来源。司马迁撰《史记》时定别有所本。事实上,《赵世家》的许多材料非常珍贵可靠,此不赘述)。只是苏氏受何人指使这样做,目前尚不得其解。大胆地估计一下,应该是那些各自为战的城邑出面求情的。据《赵世家》记载,赵王开始接受了苏氏提议,但很快就招致了秦的报复。于是,赵又转而攻取昔阳[16]及麦丘。[17]估计这是赵为了求得失利于秦的补偿而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齐此时已类似于无主之地,取之无害。可以肯定,赵于齐破之后攻取的昔阳、麦丘均不归燕人掌握。因为乐毅与赵的关系很好,他身为赵之相国,失势于燕之后,就到赵避难,赵即以取之于齐的观津封乐毅为望诸君。所以,赵所取之齐地,应当是从不在燕掌握的势力范围中所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世家》以赵将廉颇攻齐昔阳,在列国联合用兵之次年,而此地是故中山国旧疆。当是齐赵合力灭中山之后,此地划归于齐所有。齐佐赵灭中山,取中山地当不止昔阳一地,或有其它未载之于史的疆土。赵对于在齐的无主之地尚且侵伐不已,可以肯定,其对曾与齐共同瓜分的中山之地当悉数攫为己有。日后,再也没有赵在中山的军事活动,而中山之地直到秦灭赵前,仍为赵所有。则齐所有之中山分地,当于燕军在齐之际,即为赵全部吞并。行文至此已可得出结论,在列国瓜分以外的地方,燕对齐地的征服也是很不彻底的。
即使是秦、赵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甚至燕未能征服之地也不止于莒、即墨两地。《田单列传》载:燕攻莒“数年不下,燕移师东围即墨”。那么,即墨以东地区即胶东半岛之大部,此前及以后显然均没有落入燕人掌握。而燕在即墨时间不长便全面溃败,即墨以东的胶东地区在燕在齐的五年之中完全可以维持原状。其实燕围莒之说也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楚将淖齿在莒的时间难言。《田单列传》称淖齿在莒坚守数年,而《田齐世家》称淖齿去莒,则淖齿放弃对莒的坚守。

总而言之,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归属情况甚为复杂,无以辨识之地甚多。但可以肯定,得齐地者非止燕一国。而齐自存之地亦不止二城。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七十余城,或许是燕在齐得地的实数,只是这个数目未必都是名邑大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此说可以作为旁证。同样可以肯定,田单复国战役所收复的旧齐之地,也仅限于燕军所占之城邑,而未能从其它各国(包括鲁国在内)收回失地。故《田齐世家》所称“齐故地尽复属齐”的提法,也是不可信的。

附注
[1][2][5][7]参见《田齐世家》
[3]参见《越世家》
[4]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四年
[6]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宋世家》
[8]参见《秦本纪》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年
[9]参见《六国年表》秦昭王五十二年
[10]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年
[11]参见《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
[12]参见《韩非子·有度》
[13]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七年
[14]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39—40
[15]《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
[16]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
[17]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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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2 菜九段 的帖子

能学而时习之,且提出自己的疑问来一一求证之,实不易也,楼主真的是做学问之人,佩服.
犹喜<古风>一篇.不错.


[ 本帖最后由 霞飞亦飞 于 2006-3-17 10: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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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汉灭齐战役考释
菜九段

有关发生在汉四年的灭齐战役,包括汉人在内的传统看法都是韩信利用郦生对齐的成功游说,趁人不备时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如汉人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直指韩信、蒯通之遭遇为其对郦生不仁的结果。后人也多附会这一评价。如明人唐顺之曰:“信之杀郦生,实所以自杀也。贪一时之功,不顾违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含谗之口,而辄杀有功之人,是干天诛也。迨其夷族之后,人皆言汉高没淮阴之功。孰知淮阴已先没郦生之功也。人皆言汉高以无辜而戮淮阴,由知淮阴以无辜而烹郦生也。天道好还,岂偶然哉。吾于是而益信报复之不爽矣。当沛公过高阳时,陈留令何罪而生杀之。嗟嗟郦生,一自反焉。当亦无憾于地下矣。”[1] 明人丁奉也说:“郦生之说下齐也,高帝之命也,非郦生之擅为也。韩信妬郦生之功,独不畏高帝之命,而必齐之击,以致郦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为帝之所衔,则淮阴夷族,不待云梦之擒,而先兆击齐之日矣。”[2]不难看出,这种因果报应说与刘向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刘向的结论又是来自《史记》,但司马迁对韩信结局的评价着眼点不在此,其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3]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将郦生之死完全归之于韩信,只是后世的评论家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以此结论影响着后世对史实的评判。然而,考之于史,灭齐问题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韩信对齐的突然袭击,而是汉有预谋的一场会战。试论如下。
一、 灭齐是当时战局发展的需要
从汉二年开始的楚汉战争,这时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战争开始后不久,即汉败彭城后,以刘邦为首的汉军主力就与项羽为首的楚军主力相持于荥阳一线。其间,以韩信为首的汉势力已陆续平定了北方。天下的大势是,楚汉相持荥阳依旧,但汉的后方已得到安定。魏、代、赵已为汉势力平定,燕国也表示臣服,汉可以一心一意与项羽对抗。
反观楚国,形势远非汉可比。楚最大的盟国九江虽然地倂入楚,但其王黥布加入了汉的阵营,被项羽击败后,得汉资助又在九江一带继续作战,牵制楚军。楚的另两个盟国衡山、临江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楚的侧翼有敌对的齐,尽管两国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但楚的戒心丝毫不能减轻。可以看出,楚这时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汉的势力在楚地,亦不容小觑,灌婴、靳歙的军队时常骚扰游击,此二人是汉军中战力最强者,给楚造成的麻烦估计不会小。彭越时附时叛,对楚的打击更大。应该说,楚国此时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改变荥阳对峙的态势。当时的战局正如时人娄敬所说:“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4]另有《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言汉王病创也。”估计这些创伤都是在楚汉相持荥阳时落下的。因此,汉阵营在楚地制造的麻烦,看来还不足以改变战场颓势。当此之际,开辟第二战场或曰其它战线就成了当务之急。从汉三年起,刘邦先采纳了袁生的建议,派黥布入宛叶间;继而又让刘贾率军助彭越击楚。[5]黥、彭二人后世以为与韩信同功一体,其作战能力应该相当可观,但这两路人马取得的战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这两路人马都不是汉军的主体,充其量是友军。显然,在帮助刘邦达成目标的时,他们一定还有自己的打算。因此,他们在助汉的过程中,难免有所保留,不可能全力以赴。在这个背景下,刘邦亟需开辟一个以汉军为主体的第二战场。于是就是有了韩信击齐的战事。
二、 灭齐是汉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
其实如何对待齐,汉方面曾有过非武力征服的策略。汉三年刘邦败出荥阳,就有袁生为其策划曰:“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6]此计为刘邦采纳。无独有偶,还是汉三年早些时候,赵降官李左车也为韩信设计了以武力威慑使燕齐归顺的计策。韩信采纳后,燕国顺从,但未提齐国归顺的事。那么,齐国是否有和平降服的可能呢。答案是,很小。从历史上看,齐国有较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其原因或可上溯到战国时齐愍王失国。齐愍王当时为东方霸主,曾助韩、魏击败强秦讨还失地;其前的齐宣王曾拯韩、赵免遭魏灭。然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对齐的围攻,导致齐的亡国。田单复国后,齐就一直采取孤立主义,坐视六国亡于秦而不予援助。汉三年的齐之当国者为田横,其兄田荣也是有明显孤立主义倾向的人,他始终不肯助诸侯击秦。田荣之前的田儋有过与诸侯协同作战的经历,但其所援助者为,弱小的魏(齐王田儋死于助魏),[7]失势的赵(李良叛赵杀赵王武臣,继田儋而立的田假或遣田间等援赵)。[8]而对于强大的楚,齐始终没有进行过战斗支持。田荣亡于楚,田横复国后,也未有与列国交往的记载。以齐之弱,夹于楚汉阵营间,它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保持中立,而这种中立与汉开辟第二战场的设想相去甚远。
韩信击齐是受汉王之命的行动。受命时间为汉三年。据《高祖本纪》,汉三年,楚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汉兵复振的原因,是韩信的精锐尽归汉王所有,剩余者,老弱残兵也,且要分部分给张耳经营赵地。有《淮阴侯列传》为证:“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因为汉王得韩信军而复壮,则留下来的兵力只能是少数老弱残兵。如以此力量击齐,显然还要韩信再招募军队。尽管汉王让他做击齐的准备,但韩信作为军事家一定深知这个任务显然不是那些老弱残兵所能胜任的。但细考击齐汉军,显然不仅仅是那些老弱残兵及临时召募的部队。
现在认为韩信之击齐是在郦生说下齐后的自发行为,应该是受了蒯通说辞的误导。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9]这种看似有理的记载,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符合。首先,击齐非韩信个人之意,而是汉军事集团的重要决策。比如,韩信的主力部队,就非所谓的汉王未夺之在赵汉军。击齐战役战功最著者,当属曹参、灌婴。而曹参此前原已不属韩信,至此又以右丞相属韩信。灌婴也于此时“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10]此前曹参还曾与韩信共击代、魏,而灌婴则一直在大河以南作战,与韩信从无隶属关系,此时均调归韩信统辖,另有战力较强的傅宽也归韩信节制,[11]足见汉解决齐之决心。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记载参加汉击齐击龙且战役的功臣战功来分析,击齐汉军并非只有韩信一支。不属于韩信的汉阵营击齐部队计有,陈武军,蔡寅军,丁复军,王周军,陈涓军,其中丁复明言是吕泽之部下。据载,陈武击齐历下军田既,陈武从反秦时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汉二年归汉后,未详所属,垓下会战时独立受刘邦统辖,估计击齐时也是独立行动。而王周、蔡寅都是以都尉破田横、龙且,未言所属,可能也是独立武装。而陈涓等以丞相身份击齐,似非韩信所辖。另有下相侯冷耳,“用兵从击破齐田解军”,此“从”不详为谁,或许是除韩信以外的上述诸人之一。汉以如此之规模击齐,显然并非如《淮阴侯列传》所说,仅让韩信以被刘邦劫去精华的残部击齐。是否可以这样说,正是因韩信以外另有汉军大量介入齐地,才造成齐的迅速崩溃。
另外,综合各史料来看,有关在齐的楚系参战部队,有龙且部、周兰部、项佗部、留公部。留公部的实力不详,估计与当初击彭越之萧公部相当。因此,汉参战部队于韩信部之外再有几支,亦是情理之中。
再来看郦生之死,也隐含着汉全面攻击的不可挽回。韩信击齐时,齐王要胁郦生,让郦生制止汉军进攻。齐王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而郦生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12]为什么“不更言”,耐人寻味。郦生说齐是奉了汉王之命,而此时的形势,已非汉遣郦生时的形势,汉军从四面八方进入齐境,显然不是郦生所能左右。值此之际,郦生也知道或猜到自己被汉所卖,他说什么“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之类,无非是一种光棍气慨,真实情况是有苦难言。
考之于史,汉击已服之齐的行动更符合刘邦的行事作风。南阳守已同意投降,沛公军仍发动进攻,一举俘获秦南阳守;[13]秦峣关守将已同意与沛公军连和,沛公仍出兵击破之;[14]楚汉已约和,汉军仍然发动总攻。而击齐事,只不过为刘邦的作战风格又增添一个实例而已,与韩信何干?所以,齐王广要郦生制止汉军的进军,又岂是郦生所能办到的。所以,郦生的横死,不能归咎于韩信的贪功击齐。之所以会有韩信致郦生之死的记载,或者是汉在处死了韩信之后,为给韩信安置足够的罪名而制造出郦生因韩信冒功致死的舆论。郦生原本就是汉为破齐而有意舍弃的一粒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之大功臣韩信又成为汉政权舆论的牺牲品。
三、 汉定齐的效应
由于汉成功开辟了以齐为基地的攻楚战线,也由于楚在齐丧失了大量精锐,楚强汉弱的情况一举得到改观。此后,在齐汉武装的击楚战况,《高祖本纪》只是笼统说:“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而汉击楚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主要记载在《樊郦滕灌列传》中:“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灌)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博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记载虽然少,楚之后路被抄,老巢被占,其窘困已显而易见。难怪项羽要派武涉前去说韩信采取中立立场,对楚汉两不相帮,及被韩信拒绝后,楚的失败就不可挽回了。
有关汉灭齐后的形势,古人有相当精彩的评论。《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全祖望曰:“鸿沟之约,因项王兵少食尽,韩信又进兵击之。项羽之兵少,由龙且二十万众之败;而食尽,则以彭越绝其粮道;皆有可考。韩信进兵,独不详其始末。盖项羽与汉争于荥阳、敖仓之间,虽兵少食尽,尚可支持。而韩信已王齐,故自淮北捣其国都。观《灌婴传》,则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广陵,纵横蹂躝,项王安得不议和乎。”清人郭嵩焘曰:“是时彭城已失,梁、楚之地皆不能为羽有,所谓鸿沟为界者,将以何为界也?当时必约还给西楚地,项羽所以解而东归,亦自度其力足以收取彭城与汉相持也。陆贾之说项王径以太公为请;侯公必多为长短之说以明得失之数,重以盟誓要约,项羽为所诱惑,急归其父母妻子,高祖所以匿不肯见者,诚有所讳也。史公着其事于《项羽本纪》,而《高祖本纪》载鸿沟分界事,竟若出自项羽之意者,盖亦为高祖讳耳。”又曰:“是时韩信已破龙且军,灌婴由淮北趋广陵,彭城根本之地,孤危已甚。项羽急欲东归,故因侯公之说遽还汉王父母妻子,亦阻于势使然也。”又曰:“《灌婴传》:从韩信攻龙且。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攻楚将公杲于鲁北。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项羽东归而兵才(力)骤弱者,以彭城失,根本已亡,人心涣散,无可自支之势也。史公于此等紧要关键,竟无一语及之,而分着之列传,以待后人之推求。”[15]可以肯定,齐灭之后,楚汉相持的局面一下子就变得对楚不利,而灭齐的意义也就此显露出来了。
四、 定齐事件的几点疑问
其实,汉击齐事本身是不是能定位于汉四年也不能确定,据《秦楚之际月表》,韩信破龙且、杀齐王广为十一月,而破齐则可以肯定在十一月之前。问题在于韩信破齐的时间难言。因为《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就有几种说法。列传中,韩信破齐及龙且事均在四年前,《项羽本纪》楚破汉成皋、汉王夺韩信军时间均记为汉四年事,《高祖本纪》则记此二事以及韩信破齐、龙且均在汉四年之前。具体事件为,据《淮阴侯列传》,汉三年六月,汉王出成皋,夺韩信军,令其率赵兵之未发者击齐。赵与齐为邻,则其始击齐当在汉三年,只因为齐对汉有防备,其迟迟未发,或不确。《郦生陆贾列传》记郦生说齐为汉三年秋即四年之前不久,而其时韩信已得到汉击齐的命令。《田儋列传》记郦生说齐时间为“(田)横定齐三年”,田横于汉二年正月田荣死后反楚定齐,汉二年至汉四年,是谓三年。则郦生说齐的时间也不能肯定为汉三年秋。总之,在汉四年十一月之前,韩信破齐的时间也只有汉三年秋及汉四年冬十月两种,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合理。唯其存在一令人费解之处,即在韩信破齐后,发兵击楚,楚居然还能支撑一年多,此为其最不可解者。
另外,此年韩信破龙且之战或非信史。参战部队的情况已如前叙,楚军参战的情况则非《史记》所说的那样。《汉书》以项它为楚援齐主将,龙且为裨将,考当时项它为砀郡长,地近齐,以其为主将甚宜。班固所书,或另有所据。另齐王田广父田荣因与项羽战败而死,则齐与楚为雠,至齐遇汉攻击时,转而求援于楚,而楚则捐弃前嫌全力救齐。此例当视为战国遗风,且为楚命运所系,不得不为。由于此战关系到楚汉战争的结局,故楚汉双方均极为重视亦属情理之中。如果情况属实,则此年有客说龙且避战事就不确。因为楚主帅是项它。但其说在齐汉军立足未稳,汉军急待决战,则是实际情况。但战争的过程,是不应如史料所说那么简单。史载龙且覆灭与楚大司马曹咎覆灭如出一辙,这就无法解释《功臣表》所说各路汉军参与击龙且事。龙且为楚名将,以黥布之悍尚非其敌,其作战能力之强当非泛泛可比。以韩信之众,纵使挟胜齐之威,恐亦不能当齐、楚两国之合力,故汉派出其它部队参与会战,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所以,汉击灭龙且应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役,而非如史载决潍水半渡而击那么简单。其实,即使汉灭曹咎,亦有可能不是如史载那样半渡而击。因为其战不仅有燕军加入战斗,曹咎之死,二本纪均言为自刭,但《功臣表》将斩曹咎记在龙侯陈署名下。说这些题外话,旨在表明广为接受的史料未必能反映历史真实。不再详述。
灭齐之后,汉军在楚后方又攻占了楚都彭城,而到了楚汉和约签订时,居然能以鸿沟为界,此协议表明,在楚之汉军应当退回鸿沟以东,对汉来说,吃亏太大。但也应该看到,此协议最初是得到遵守的,根据就是灌婴“与汉王会颐乡”。[16]颐乡,《集解》以为在苦县,《中国历史地图册》同。在今河南鹿邑东。此举暗示,汉与楚媾和后,原本没有灭楚的打算。因而有召回在楚地的灌婴部之举。只因张良等进言,才决定再进兵。
蒯通说韩信击齐的记载,很可能是韩信冤狱的结果。韩信战功卓著,又无明显反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汉朝廷不给他加点罪名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了归郦生之死于他的做法。但蒯通说韩信事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众所周知,《战国策》就有蒯通创作的成分。[17]但《战国策》的可信性不高。《史记》记载的蒯通言论共有三处。其一是为武臣说范令,[18]其二为说韩信击齐,其三是说韩信叛汉。此三说以最后一说最可靠,因为有韩信的临终悔恨之言及刘邦的治罪之行为证。[19]而第一说并不可靠。理由是,蒯通说范县令成功应该算是立了大功。按当时的做法,蒯通应该得到某种奖励。有奖励可寻的例证有,刘邦因陈恢说宛降而封千户,[20]刘邦因侯公说项王归太公而封其为平国君,[21]秦将董翳说章邯降楚而立为翟王。[22]无奖励可寻的例证有,赵卒说燕将释赵王武臣。[23]另《田儋列传赞》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此事表明,当时有授官奖励的通行做法。《战国策》中因说辞建功而得官者比比皆是,而蒯通说范阳令降武臣,竟只字未提授官得奖事,不可解。蒯通在《史记》中的出场共三次,是以范阳人、[24]范阳辩士、[25]齐人[26]面目次第出现。范阳为赵地,蒯通为齐人,就不可能是范阳人。蒯通《汉书》有传,为齐人。如此,则蒯通以范阳辩士的身份说韩信,可信度不高。

综前所论,有关汉灭齐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因史料阙如,要真正弄清恐非易事。笔者只能将读史的心得略加勾勒,其得其失,尚待有识教我。

附注
[1]《两汉解疑》上
[2]《纲鉴合编》引
[3][9]《淮阴侯列传》
[4]《刘敬叔孙通列传》
[5]参见《高祖本纪》。又《荆燕世家》曰:“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按,综合史料,此实为汉三年事。
[6]《高祖本纪》
[7]参见《田儋列传》
[8][22]参见《项羽本纪》
[10][16]《樊郦滕灌列传》
[11]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12]《郦生陆贾列传》
[13]参见《曹相国世家》
[14]参见《留侯世家》
[15]《史记札记》卷一
[17]《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
[18][23][24]参见《张耳陈余列传》
[19][25][26]参见《淮阴侯列传》
[20][21]参见《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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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愁

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远远飘离了起点
想投进故乡的怀抱
又被山水阻隔
只得用那截挣断了的线
编织起永恒的眷恋

这就是乡愁
是人类苦闷被物化了的语言
生命的行走也不知经历了几多裂变
又让岁月的重重帷幕
模糊了它
曾经跨越过的空间只有那片印象中的故土
隐约成了
可以意识到的起源
从哪里来的困扰
在人类身后
凝聚起了一个无法漠视的悬念
欲待破解疑惑

又囿于认知的有限
只好把对生命的巨大无奈
悄悄藏在
乡愁的下面

人类苏醒了的感觉
启动了寻找源头的实践
所有的凭据
只是那块故土
那块在时空长河中
朦胧漂浮着的碎片

这就是乡愁的底蕴
印刻着生命的昨天
这个人类最大的困扰
恰好又是
揭穿谜底的第一条路线
人类千百代郁结的渴望
将回到这个
似可辨认的起点
再从那里出发
追述到
更加久远的从前



       过 去


你漫不经心地走进我们的记忆
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愿以为你远远地退出了生活
直到你偶尔露出形迹
我们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木偶
而所有的线都紧紧地被你
攥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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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菜九段

唐武后光宅元年,爆发了一场由徐敬业等人发动的旨在反对武后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尽管这场叛乱很快被讨平,但因骆宾王的这篇杰作,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①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②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③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④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⑤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⑥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⑦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⑧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⑨近狎邪僻,残害忠良。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都是些什么。①句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于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②句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③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④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⑤⑥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⑦句是⑤⑥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⑧句为武氏品行定论,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⑨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干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⑩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
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徐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徐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徐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徐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
更有甚者,徐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徐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内忧外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
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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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属
我是小河
有着无法掩饰的浅薄
我不辞艰辛奔向你-----大海
去寻找梦中神往的广阔
缠绵久远的忧思
只有向你去细细诉
说直到贴近你博大的胸怀
我才能真正找到
对以往沉重的解脱

我在高山之巅眺望到你
便再也按捺不住
投奔你的焦灼
或许只是为了
早一天与你汇聚
我就匆忙地从峰顶跌落
我要跨越的
还不仅仅是迢远悠长的辽阔
万里征程时刻面对着的
是要征服与生俱来的软弱

我的过去
是你捐赠给高山的云朵
当我结结实实摔碎在地面
顿时便有了
怅然无着的失落
我想重新化为你的洪波
注定要将千山万壑走过
与我对你思恋的痛楚相比
这些颠簸
又能算得了什么

我走得越远
就越能显露出你赋予的魂魄
我离你越近
便越能感受到
你鼓荡着的脉搏



     山水寄情

山蓄不住雨水
就有了顺势奔腾的河
河水跳跃
崎岖就成了
挡不住流向的坎坷
山势限制了流行
河找不到平地的宽阔
不能就此说险阴亏待了它
河水有了自己
咆哮汹涌的特色

有了思想
我并不因此想成为贤哲
且将它不停咀嚼
独享领悟衍生出的快乐
意识到感觉
才知道自己
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感觉到意识
才发现这个身躯
不过是灵魂寄居的旅舍

我顺着山道而上
山给我烙下了
立意高耸的品德
锲而不舍
那奔流的河水传给了我
势不罢休的性格
也许山的嶙峋
会碰碎我灵魂的躯壳
流淌出来的也只能是
生命的本色

注  根据美国电影《沸腾的河流》主题音乐旋律取义填词,意犹未尽,再作《灵肉山水》。

 

      灵肉山水

我也是山
想塑造自己的奇特
我也是河
要去找到自己的清澈

打发寂寞
我就重复着一首歌
寻找深沉
灵魂躲进我肉体的躯壳

山与水
有着不同的性格
灵与肉
有着截然相反的取舍

山水重叠
构筑起壮丽景色
灵肉融合
达成永恒的欢乐



       打  捞
青春成为过去
才懂得年轻的价值
爱情已经破碎
才开始积攒相思
美梦难再续
便去重温朦胧的情痴
岁月不会倒流
心中却不停地勾勒那轮
早已消失了的红日

活得久了
便能理解开弓没有回头箭
重复过去的行为
并不能使当年的感觉再现
接上以前没接上的断点
也领略不到
应该出现的缠绵

背负悔恨
只堪用幻觉将美梦重圆
神游过去
企盼着会有新的发现
路只走过一次
在遐想中却又巡回百便
每一遍都能找出新的亏欠
每一遍都在试图打捞
失却的华年

生命无法重复
又更被悔恨
腐蚀的失去鲜艳
现实不能令人满意
就向憧憬中
将过去的一切从头实践
惶惶忽忽
我们一次次离开起点
蒙蒙胧胧
我们一次次履行诺言



       自  我
我就是一个世界
我却主宰不了
这里的一切
我无法使自己的内涵得到统一
只有让全付心身
忍受多层次的分裂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内心的这些风
从来不曾有过停歇
我就被吹得周身疼痛

痛也是一种感觉
是自我世界的独家招贴
带着痛苦
灵魂才会认真审视
过去的经历
就在自己的园地里
找到了一些
被以往忽略了的亲切

曾经开垦过
因一无所获而怅然离别
无心踱将回去
却又发现那里早已长满了
等待采撷的绿叶

被经常分裂
生命却未因此凋谢
它还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等待那些破碎的部分
在某个点上
最终完成预期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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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飞得十分疲惫我还将振作精神继续远扬
且负着沉重的眷念替代你们去搏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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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寄情

山蓄不住雨水
就有了顺势奔腾的河
河水跳跃
崎岖就成了
挡不住流向的坎坷
山势限制了流行
河找不到平地的宽阔
不能就此说险阴亏待了它
河水有了自己
咆哮汹涌的特色

有了思想
我并不因此想成为贤哲
且将它不停咀嚼
独享领悟衍生出的快乐
意识到感觉
才知道自己
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感觉到意识
才发现这个身躯
不过是灵魂寄居的旅舍

我顺着山道而上
山给我烙下了
立意高耸的品德
锲而不舍
那奔流的河水传给了我
势不罢休的性格
也许山的嶙峋
会碰碎我灵魂的躯壳
流淌出来的也只能是
生命的本色

注  根据美国电影《沸腾的河流》主题音乐旋律取义填词,意犹未尽,再作《灵肉山水》。

 

      灵肉山水

我也是山
想塑造自己的奇特
我也是河
要去找到自己的清澈

打发寂寞
我就重复着一首歌
寻找深沉
灵魂躲进我肉体的躯壳

山与水
有着不同的性格
灵与肉
有着截然相反的取舍

山水重叠
构筑起壮丽景色
灵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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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立身的凭据――读菜九段的《混沌外的乡愁》

叶橹
菜九段作为一位医学硕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在江苏古籍出版社担任了文学编辑,竟投奔到缪斯门下,当起虔诚的信徒。他的诗集《混沌外的乡愁》所收的诗,大抵都写于近三年内。由此看来,他是最近几年才归依缪斯门下,故而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诗虽然并不惊世骇俗,但却可以从中读出一些人生的真味。他是在经历了某种真实的人生体验之后才来写诗的,故而与那种为了写诗而去着意装饰人生的人不同。
人生是一个大题目,因而有无穷无尽的诗可写。但是每一个人在介入生活的时候,却是以不同的角度投身进去的。菜九段这一代人的人生启蒙时期大概介于文革和新时期之间,因此他的诗所表现出的那种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便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和多向的选择。他不象那些曾经气吞山河的一代,自以为重任在肩而傲视一切;也不甘心情愿地以张扬平民意识为荣。他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探索着人生底蕴的求索者。《朦胧人生》一诗开宗明义地宣称:“昨天不会重复/遗留作今天的痛苦/今天不会重复/衍生为明天的觉悟”,这种“痛苦”和“觉悟”都是“今天”的感受和展望。这首小诗对“生命”所作的某种诠释,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对“错误地活着”和“活着的错误”的缠绕与困窘的思考。这一“形而上”的命题是无法在诗中得到解决的,所以他只能抽象地用“生命也会自行启程/带着对我们的鄙夷/独自踏响归途”这样的诗句来“自我安慰”了。
我之所以特别指出他这首诗来作为例子说明他的矛盾的人生态度和面临着多向性选择的人生困境,是因为我从他这本诗集的全部诗作中都隐隐地感到,无论是宣泄内心的感受,或者是评价历史人物或社会现象,他都处在一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对诗人是绝对的坏或绝对的好。我是在“真实”的意义上来看待这种现象的。所以我认为菜九段的这本处女诗集,它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已经达到了何等的高度,而是它首先真实地呈现了自己。
菜九段的诗,从语言传达和表现的方式而言,当然是很“传统”的,但是他所流露出的那些“意识”和“思考”,又不能不说具有相当浓厚的现代意识。只是他的这种现代意识还包裹在一层朦胧的面纱之中,使人一时无法把握其“主导”的意识而已。他对“生命”的意义,对“死亡”的态度,乃至对项羽和李陵的评价,从诗的表现来说都是允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一旦进入“价值”的判断,就很难说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也许,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失衡的时代,他的这种诗的表现,恰恰是一种最真实的披露吧。
据我的印象,菜九段属于哲思型的诗人,他的某些思考不能不说具有闪光的蕴涵,但是在凭借诗的手段来传达和表现时,他运用的都是典型的传统方式。因而从语言方式上说,他同当今很多新潮诗人是走在两股不同的轨道上。或许他的这种方式更能为一般人所接受,但却难以避免流入俗套的危险。怎样才能避开这个陷阱,恐怕是菜九段今后所面临的一种抉择。
他在“古歌”一辑的序诗中所写的那种“迫使我们刻意寻找/立身的凭据”,有一天如果真地“寻找”到了,他的诗或许也会有大的改观。
我祝愿他有一个成功的明天。

原刊于《淮海文汇》1996年11期  责任编辑田秉锷

按  叶橹教授是承其老师程千帆之请为菜九写序的。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菜九的名字是后来才有的,当时署的是本名。菜九不是文学编辑,大概是用了《古典文学知识》的信封给叶橹先生,所以造成了误会,不过说是文字编辑可能还差不多。叶橹先生对菜九的评价远远低于菜九的自评,菜九并不满意,而且叶橹的老师程千帆的评价就高得多。但程老大概是为鼓励后进而给予过高的褒奖,也未可知。所以叶橹先生的评价还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的。但菜九的不满还在于叶橹先生选了书中较差的一首,以为据此而评,想好也难。这可能是图省事的做法,老师托付的事,不办不好,但也不想费力太多。这是菜九以小人之心在瞎猜,不能算数。


老人与海
    ――致程千帆教授
菜九段

升腾起云朵
丝毫不减你的广博
任万舸竞渡
更能展现你的辽阔

你就是沧桑
凝聚了岁月的精魄
你就是巨溟
包容了百川
又全部将出
与人共酌

经历了无数潮起潮落
饱览了无数日出日没
你仍是那样虚怀若谷
你仍是那样超逸洒脱
为了开拓一个共同的诗世界
你敞开胸怀
任千百队征帆驶过

录自96.12.27  录旧作。具体创作时间应该是92年以前。91年年底开中华大典会议认识程老,即呈拙作,受好评,心里一高兴就写了吹捧诗。现在看来不怎么好,原因是三段论,开头、过渡、结尾。但老先生颇高兴。可能比这好的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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