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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是在几年前所作同名网络刊布文字基础上的修订。几年来，对韩信问题又有新的认识，相较起来，原文就显得陈旧了。现仍依据原来的叙述顺序，不做结构性的调整， ...理想原创文学区理想休闲娱乐杂谈八卦聊天区

（说明：本文是在几年前所作同名网络刊布文字基础上的修订。几年来，对韩信问题又有新的认识，相较起来，原文就显得陈旧了。现仍依据原来的叙述顺序，不做结构性的调整，只是在有必要时，将新认识植入，置换出旧有不合适内容，这样的置换主要是韩信的战功方面。对于以外的已证其为伪的史料，加上据传以表示不认可。）

题记：本文起初理所当然用上了菜九招牌式的名字，定名为“千古谁识诛淮阴”。写的过程中发现，内容过于厚重，不是几个段落厘清眉目，然后稍事补充就能搞定的。于是受《重审林彪罪案》的启发，将本文改名为重审韩信罪案。韩信与林彪这两个时代相隔两千年的人，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林彪用兵有韩信之称，而林彪一案与韩信案一样，有着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似之处，二人的案情都引发了身后太多的争议，而且都很难争出个结果。所不同者，韩信的案子曲折归曲折，但所牵涉资料并不算多，且已有资料对所有人开放，研究者完全没有材料障碍；林彪案则因有数目不详的没有公开资料，使得各种研究都有做无用功的可能。菜九也试图和谐林彪一案，发现资料的占有很成问题，而且比菜九高明者比比皆是；无奈何，只有退而和谐韩信一案。虽然和谐韩信案的刺激，远不如和谐林彪案，但如果就此理清了持续两千年的旧案，也算是个不小的安慰。而且菜九发现，韩信案的结局比林彪强得太多了，到底怎么个强法，且听菜九慢慢道来。

千古谁识诛淮阴细目（四万五千字）
一、四面透风的官方文本
二、与陈豨相关的汉初乱局
三、刘邦封死了韩信的反叛之路
四、韩信遭遇双重莫须有
五、韩信的所谓取死之道
六、韩信之死的后续反应
七、韩信的幸与不幸
八、韩信战绩考
九、韩信的历史评估何以虚高
结束语


韩信之死，不仅是西汉初年的一件大事，也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按理说，像这样一件大事，两千多年下来，应该是清清楚楚了。但若让菜九评判，此事离清清楚楚差距甚远。虽然这件大事自古以来论述可谓多矣，只是依菜九的菜鸟见识，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从来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去，于是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菜九一向自以为对这件大事中的两个主角刘邦、韩信，算是相当了解了，而且比较熟悉西汉初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内涵，因此自忖有条件将刘韩事件说个明白，将这一桩历史公案做个了断。写作时发现，网友书剑和谐在2009年就做了《韩信是否谋反》等相当多的功课，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给出大量相关观点文字链接，借助书剑及其他网上同好之力，使菜九可以全面地审视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省掉菜九不少查找之功，先行谢过了。如果菜九因此而说到点子上了，这些网友的贡献可谓大矣。

关于刘邦，菜九写过若干文字，其主基调是大力褒扬。而在大多数人看低看扁刘邦的大气候中，因为没有展开对刘邦诛韩信一事的探讨，对刘邦的褒扬就要大打折扣。不完整嘛，焉能服人？相传，汉定天下之初，刘邦即亲口钦定韩信为三杰之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定位定型。确实，在整个战争过程，刘邦与韩信的配合还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不看最后的结局，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然而这对君臣合作的楷模、个人关系也相得甚欢的两个人，最终闹到不能共存，不由得令时人后人扼腕叹息，感慨无限。韩信的最终结局，引发了后世的感慨狂潮，但因为对这段历史不甚了了，导致了众多评论不得要领。菜九以为，之所以很多评论乃至所有评论皆不得要领，实是因为楚汉战争的轮廓太过含混，韩信、刘邦关系太过复杂，不下死力气，就难以得到正解。因此，韩信死案看似是个孤立事件，然它实为楚汉战争的余波，不弄清整个楚汉战争，也就得不到对事件的正确解读。这件事情，相当于一桩大案要案，根本不会如任何文本讲的那么简单。在这桩大案里，被人为因素弄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案中套着案，谜中还有谜，以中国人惯有的不认真，这桩大案就以这样一种非常可疑状态，一拖就是两千多年，离真正的结案还相距甚远。今天菜九有志梳理本案，势必要多次反复回到楚汉战争中去，不如此，就得不到事情的真相。那就让我们先从韩信之死说起吧。

一、四面透风的官方文本

韩信罪案的现存最主要资料，就是汉官方提供的文本。此文本的真伪，似乎古人也作过评判，相信的人不多，但不信归不信，然因未作逐一分析，故均未切中要害。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文本：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个资料虽然出自《淮阴侯列传》，但司马迁所据，应该是当时流行的官方说法。而只要稍加推敲，就可发现这个来自官方的韩信获罪之原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记载开篇就错。比如陈豨的这个钜鹿守就是子虚乌有的。《韩信卢绾列传》记曰：豨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功臣表》）记曰：“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而反。则陈豨的身份就不是什么钜鹿守，而是赵相国，赵代两地武装力量的总指挥。陈豨之反的原因也并非与韩信预谋的结果，而是起于偶发事件。《韩信卢绾列传》记曰：“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国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功臣表》印证了列传的记载，其曰：汉“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以其兵与王黄等略代，自立为燕（按，自立为燕，当是自立为代王之误。但也不排除为燕王的可能）。”照此记载，陈豨之反与韩信并无关联，当无可怀疑。此事已从事实上表明了汉提供的韩信之反的文本不实，而即使从情理上看，汉提供的韩信谋反脚本也是站不住脚的。陈豨之反是几年后的事，又岂能在几年前就预约？难道陈、韩关系非常铁？可惜不是，纵然是汉提供的文本内容，亦不利于这种猜测。官方文本里的韩信说陈豨为“陛下之信幸臣也”，表明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而韩信则是被刘邦剥夺王位后心怀怨气之人，与刘邦有极大的隔阂。让我们讨论一下陈豨分别与刘邦、韩信的关系，看看此事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深受刘邦信赖，这是有史可稽的。汉元年八月，刘邦反出汉中，定三秦，次年刘邦全力出关击楚，刘邦手下的重量级打将基本上都随行东征了，留守关中的，文是萧何，武将不详。菜九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以为，留守的武将人选只有陈豨与丁复。但丁复是秦二世三年刚刚加入到刘邦阵营的，在当时资历尚浅，估计还不足以受如此重任与信任。而陈豨则是入关后即被封侯，俨然是刘邦集团的中坚。因此，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由陈豨领着丁复共同镇守关中。那个时候，章邯还没有消灭，只是被困在废丘，三秦地面只是汉刚刚征服之地，隐患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得力人选坐镇关中，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势下，汉以陈豨担此重任，由此可见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说陈豨镇守关中，还只是一个猜测，但至少也是一个在排除了其他可能人选的前提下作出的猜测。汉定天下后，陈豨一人独掌赵、代两地兵马，也是位高权重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陈豨是刘邦跟前的大红人当之无愧。与刘、陈关系相比，陈、韩关系，显然不在一个层面。目前还找不到陈豨与韩信共过事的记录。据菜九考证，韩信由楚入汉，因与刘邦投缘，从一个低级军官一下子被拜为治粟都尉，属于后勤系统，并且没有被拜大将，也没有随刘邦出关东征，在担任击魏赵统帅之前，应该在关内负责军需事宜。陈豨在镇守关中期间应该与负责军需的韩信共过事，即使相处关系不错，估计也不能好到共同谋反的程度。在击赵击代战争中，两人虽然是各干各的，但应该有相互配合关系，从赵代战事的顺利结局来看，两人应该配合得不错。所以，陈、韩二人更多的是工作关系，还不能与陈豨刘邦的投缘关系相提并论。俗话说，疏不间亲。与韩信关系不算热络的陈豨，即使出于礼节向韩信辞行，处境险恶的国士韩信难道可以向刘邦的大红人陈豨说这种灭九族的话吗？非常可疑呢。
韩信所谓的阴谋过程也不合理，太假了。明明此时陈豨已正式反叛，刘邦已出征，怎么韩信还会派人穿越战线去跟陈豨通不必要的气。“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究竟是计划呢，还是已经在实施的行动？显然两边没接好头，不可能实施。当时根本不具备即时通讯的条件，这种大动作如何运作，毫无把握嘛。“部署已定”，诈诏的过程尚未完成，发动的步骤无从落实，又如何部署？“待豨报”，报什么？难道报已击败刘邦的讨伐军，难道韩信对陈豨击败刘邦的中央军这么有信心？退一步讲，即使韩信的所谓反叛部署真正落到了实处，也形同胡闹，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嘛。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所谓的官奴有多大的数量，也不知道韩信有多大的把握将他们发动，就算韩信能挨个鼓动若干人随他起事，但在汉帝国国都恐怕也只能引起一定程度的街头骚乱，要想造反成功，恐怕毫无可能。大将军韩信会出此下策吗？这种事情想不让人起疑心都不可能。所以要想让这些落在纸上的韩信犯案记录取信于人，恐怕难于上青天了。分析至此，此官方文本之不靠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换言之，官方作假的可能性，远大于韩信谋反的可能性。看来中国的官方定案之不实，由来已久，已成为一种传统了。
官方文本还有一个漏洞，是韩信的死难时间。列传中没有死难的具体时间，《高祖本纪》有，两个时间一核对便穿帮。列传只交代了陈豨反叛的时间——汉十年，没有具体到月——八月，并没有记韩信死难的时间——汉十一年春，两者一对照，就发现时间最大跨度将近半年，即以刘邦出征来算，时间至少五个月——上一年九月至当年正月，有这样谋反的吗。如果韩信对前线战况一无所知，其谋反表明他是个莽夫；如果他知道前线战况，即汉军节节胜利，他还要谋反，他就是个蠢蛋了。而这两者都不是，就表明不是韩信要谋反，而是有人要杀他。总而言之，混乱不堪的韩信死案毫无可信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有人利用陈豨反叛的时机杀害韩信，并将陈豨与韩信打包成反叛团伙一并归案。
只是韩信一案既然不因此捏造而起，其影响自然也不会因其身死而终。因为韩案的最后走向决定了很多历史的误记，所以，尽管案子的真伪已经判明了，但解析还必须要进行下去。

二、与陈豨相关的汉初乱局
通过剖析官方文本，基本可以断言，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的定罪是一桩冤案。但循着官方提供的线索，却发现韩信虽不能因陈豨而定案，但他的案子与陈豨的牵涉还是颇深的，则陈豨的事情也应予以深究。汉初历史记载之混乱，本来就很难理出个头绪，到了陈豨这里就更乱了。换言之，陈豨的存在就是汉初历史记载混乱的根源之一。
陈豨其人，似乎是一个有意识要被历史尘埃掩埋掉的人。之所以如此，应该是与其板上钉钉如假包换的叛逆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叛逆，其以前的功劳被一笔抹杀，而这一抹杀，又使得汉初的历史记载更加混乱不堪。陈豨的传在《史记》中紧挨着《淮阴侯列传》，此传即《史记》卷九十四的《韩信卢绾列传》。百度的百科名片对此传的总结非常好，其曰：“本传是韩王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卢绾、陈豨三个人的合传。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邦的亲信部下，和刘邦的关系都非常好。”百科名片没有说出来的是，这三个刘邦非常倚重的人，最后都和刘邦闹翻了。而至于闹翻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百度所不知道的了。此三人与刘邦关系之始终，也显示了司马迁的归类合传法，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上述三个人与刘邦的关系，可能用非常投缘来定位比较恰当。先来看韩王信。韩王信不是刘邦的老部下，他起初是韩王成的部下，也应该是张良的部下，他与刘邦的结识最早也只能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即刘邦西进击秦与韩王成部在旧韩会师之时。而韩王信与刘邦因深交而结缘，则应该是刘邦被项羽打发到汉中之后的事情，历史记录了韩王信劝说刘邦出战三秦的事迹（后人常常把韩王信这个劝说与淮阴侯韩信之论混为一谈）。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兼之其身为战国时韩王后裔，韩王信这个三人之中与刘邦最迟结识者，倒是最早被封为王。楚汉战争中，荥阳失守，韩王信被俘，投降了项羽，日后又叛归刘邦，刘邦并没有追究其投敌之过，仍让其王韩地。韩王信自己也说：“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这个幸，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卢绾与刘邦的缘分既深且大，他们是邻居，不仅同乡同里，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关系最深厚，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根据卢绾事迹，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偏袒的结果。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比拟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有纪录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但就连这个功劳，也是可信度不高的，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亦记载此事，但只列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定郡、国各一，******得王、柱国各一人”，这里的国就是临江国，王就是临江王，表明平定临江完全是靳歙一个人的功劳。临江之战的结果，已充分显现出卢绾的所谓才具乏善可陈，但到了灭燕后，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史称“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即表明功赏严重不相当。
与卢绾相比，韩王信是功劳的。但韩王信被记载下来的功劳主要是自战其地及守荥阳，其余不详，从记录上看，韩王信对整个战争胜负的贡献也不算大。贡献最大的，应该就是陈豨了。陈豨原本也不是刘邦的部下，他应该是刘邦盟友吕泽阵营的，入关灭秦时，刘吕两军才合兵一处。在那个时候，陈豨与刘邦才可能开始深交。陈豨与刘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可能因此而关系越走越近。陈豨虽然没有像其他两人被封为王，但其统领赵代两国兵马所享有的权势，又绝对不在上述二人之下。菜九经研究发现，与卢绾功微赏重完全不同的是，陈豨是属于既与刘邦投缘，又战功特别大者。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合传中，陈豨的名字也被从篇名中隐去，名字不见于目录，自然知道的人就少了。菜九以为，陈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应该是大于前二者的，之所以其名不彰，这应该不是司马迁有意跟陈豨过不去，而是汉政权把陈豨的事迹给系统地删除了，所以太史公也没有重视陈豨的事迹。他在写到陈豨时，开篇即说：“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一点也没有提及陈豨在整个反秦战事及楚汉战争中的表现，完全是个没来历的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大功，是绝对不会享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的。就像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有一大桩功名富贵砸在他头上呢？幸亏还有《功臣表》在，为后人保留了陈豨在秦楚之际各战事中的些许痕迹，《功臣表》有专门记载：陈豨，“以特将将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为阳夏侯”。用《功臣表》的记载审视整个秦末战事，可以校正现在的记述模式。即以陈豨一人事迹来说，也可以纠正其本传的记载错误。比如，列传说陈豨至汉七年才封侯一事，明显属于误记。陈豨的封侯，可以上溯到战争年代早期，即刚灭秦，刘邦接受秦王子婴投降不久，陈豨即被封为侯。汉定天下后，又重新被封侯。陈豨第二次为侯的时间为汉六年正月丙午，这一天，有大批功臣受封。而这个时间与灭臧荼的时间比较接近。虽然灭臧荼一事还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其与陈豨有什么关系，但灭臧荼是汉定天下后搞大一统的一个大动作，因此，梳理灭臧荼一事，对于理解汉的行事模式及韩信、陈豨之反或有帮助。

《高祖本纪》曰： “七月（原作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时间为定天下后的汉五年。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之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从记载上与情理上来看，臧荼之反站不住脚之处甚多。先来看记载，这里的七月，原作十月，十月有误。汉初沿袭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如果是十月，则只能是汉六年初的事了。而当时的情形，也不支持臧荼能攻下代地。很多人都反感菜九，原因就在于其搞考据常常从情理合不合入手。确实，考据跟情理合不合本不应该有什么干系，但不合情理的事，又岂能不予以追究呢？     比如从情理上看，臧荼之反很可能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因为此年初，即方灭项羽后的汉五年正月（已在汉五年十月之后了，所以上述原作十月有误），让刘邦当的诸侯王劝进表中，就有臧荼列名，其事为《汉书•高帝纪》所记，表明臧荼对汉是尊奉的。怎么只过了半年，这个尊奉汉政权的臧荼就反了呢？再往前追溯，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即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这里面的猫腻几何，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菜九以为，所谓的燕王臧荼的反叛应该存在问题，其中应该有汉欲加之罪的成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代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其后张苍又徙为赵相，先后相张耳父子，估计代地仍归张苍署理。到天下大定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张苍的事迹显示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更可能是张苍从代地对燕发起进攻。张苍这一段事迹史书上也就几十个字，就这几十个字来看，这一段的历史就乱象环生。《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据网友我爱韩再芬《论韩王信徙王代》提示，《史记》中也有韩王信于汉五年为代王的记载（文见刘邦吧与汉朝吧，作者可能是谭晓斌），那么刘仲为代王是接替的韩王信，而张苍辅佐的代王应该不是韩王信，应该是此前相代的职务延续。菜九以为，虽然韩王信王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紧接着于汉七年又改封韩王，似乎太儿戏了。另外，陈豨的赵、代武装力量总指挥始于何时不详，韩王信也是军事强人，如果韩王信王代，则陈豨所控范围不应该包含韩王信的地盘。所以菜九对这一段历史仍维持原有的研读。据《秦楚之际月表》，陈馀死后，代入汉为郡。至灭臧荼，仍不见有代王踪影。难道传里所说的代王是陈豨自立为王后的伪号？如果是伪号，则不应该出现在张苍的传记中。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表明了陈豨与代的渊源，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辅佐也未可知。考虑到陈豨有征服代地的功劳，《功臣表》又将其封与臧荼联系在一起，则攻臧荼时，陈豨极有可能从代地参与其事。如果陈豨或者韩王信在代地，臧荼之燕当更不敢造次反汉攻代。《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三年十一月代）属汉为太原郡，张苍之两度相代，或指其为汉在代地或太原郡的军政首长。《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则《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也有让樊哙定代地之举，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在汉七年，代地因韩王信之叛，可能会有部分陷落，所以才会有樊哙攻代之记载。如果按刘仲为代王记，樊哙攻代之记载，极可能是收复韩王信之叛而失陷的疆域。只是那时的战事，与臧荼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所以，臧荼攻代，应该是个伪造记录。《功臣表》里有栒侯温疥一人，其以燕相身份向朝廷告发臧荼将反，则所谓的臧荼之反并非攻代，而是为他人告发。温疥在楚汉战争中曾以燕将身份助汉破曹咎军；另有昭涉掉尾，也在汉四年以燕相身份从汉击楚；可能在那个时候，此二人便被刘邦收买，成为汉在燕的卧底，最后引汉入燕，加速了臧荼灭亡的进程。最终，温疥为汉之栒侯，昭涉掉尾受汉封为平州侯。以上分析已表明臧荼主动反叛的可能性不大，则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汉捏造罪名的可能。     比较一下汉对燕的两次平叛过程，也可以发现所谓的臧荼之反是冤枉的。
臧荼之燕：
仅有《绛侯周勃世家》“破之易下”，及《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卻敌”两个记录，实际上二者就是一战，可见灭臧荼之战简单至极。所以说《高祖本纪》的定性，十有八九属于栽赃。
卢绾之燕：
《绛侯周勃世家》：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樊郦滕灌列传》（樊哙）其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显而易见，后者的作战过程明显多过前者。其实卢绾也不是真叛，不过是对汉作了警戒而已。即使如此，汉破卢绾还是费了点事，那么臧荼之反是怎么回事，看官可以自行判断。

汉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要么死于战事，要么被俘后旋即身死；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豹被汉诛死，殷王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馀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政权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政权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反是个很含糊的字眼，在当时，只要不合当权者的意，就可以视之为反。而臧荼至少有一个地方不合刘邦的意，就是他那个燕王是项羽封的，而且占地特别大，不像吴芮，只有很小一块地盘。所以汉政权说臧荼反，应该是一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罪名，至于其真反与否，已不再重要了。这样的定罪套路，我们会在汉史中多次见到。
按上述张苍、陈豨与代相涉事迹，臧荼攻下代地这种记录已让人很难接受，在汉政权给臧荼定的罪名中相当可疑。而汉灭燕过程的简捷快速，又强化了菜九的怀疑。卢绾与刘贾、靳歙等破临江，至此年七月才回朝，旋即于本月从攻燕，接着在下个月就被立为燕王。那么，说燕王一职是为卢绾量身定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像这样一鼓而荡平的情形，令人感到燕地极可能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汉攻了个措手不及，转瞬间灭亡。如果当时的燕已在作乱，战局就不可能如此轻松顺利。所以最可能的事就是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就被汉政权给收拾掉了。此前的临江国共尉也是以叛汉的名义给剿灭的，而临江与汉本来就没有结盟关系，所以不存在叛与不叛的问题，其灭国之由，亦是其国为项羽所封，与汉无涉。臧荼之燕的灭国之由，亦当作如是观。从汉灭燕一事可以看出，汉对实力派是相当戒惧的。虽然汉政权之初并非大一统模式，但普天之下的心理模式，决定了汉政权掌控天下的行为趋势，而无端捏造实力派的罪名，有利于实现这种模式。因此，汉可以捏造臧荼的罪名，自然也可以捏造陈豨之反、韩信之反的罪名，陈韩二人毕竟是或者曾经是实力派嘛。至于陈豨原本与刘邦交好，最终有了猜忌，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了。
  
三、刘邦封死了韩信的反叛之路

再回到韩信的案子上来。韩信之死，让刘邦戴上了杀功臣的帽子，并且成了历史上杀功臣的祖师爷。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刘邦的设计中，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一案，尽管人是吕后杀的，尽管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里也已明确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但韩信之死的板子打在刘邦身上，也无可厚非。换言之，吕后杀的韩信，还是可以把账挂在刘邦身上的，而且刘邦历史名誉上的污点，可能有一半与韩信冤案有关。菜九并不反对韩信之死刘邦要负一定责任，但是否要负主要责任，则需要探讨一下刘邦究竟在韩信一案中有哪些作为。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毕竟韩信不是刘邦直接下令处死的，其中的玄机大可探究。让我们来看看刘邦是如何面对韩信之死的。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淮阴侯列传》
从字面上看，刘邦不知情的成分更大一些。司马迁用“且喜且怜”这个词颇为传神地刻画了刘邦当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其实，“且喜且怜”这个词，已经从一定意义上透露出韩信的案的真伪，与刘邦在此案中的作用。喜，表明刘邦极可能事先不知情，但除掉韩信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除掉韩信是刘邦的既定方针，那么吕后这个执行者，不过是按刘邦授意行事，一切皆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就无所谓喜了。因此，这个喜，或者有喜出望外的含义在其中。而刘邦的怜更是意味深长，它表明韩信不是真有反叛罪行，即使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但用这个罪名处死韩信这样的大功臣，还是颇让人痛心的。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又要喜呢？看来韩信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常有让刘邦不爽的言行，而刘邦又不便因这些言行将其治罪。因为如果随便找个名义处死韩信，怎么看都太过了，刘邦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所以刘邦的矛盾在于，韩信的存在，让他心烦意乱；而韩信真正被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又让他颇为不安----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
刘邦提审蒯通，也有欲敲实韩信反叛罪名之意图，这本身就表明韩信之反，不具有采信率，所以要找人证来落实。对蒯通的审讯记录表明，刘邦认可了蒯通的说法，也就是说蒯通只是个历史反革命而没有现行，他鼓动韩信在可以反的时候反，只是他的策反没有成功；而韩信所谓的日后之反，又不关蒯通的事；因此刘邦不再追究蒯通之罪。从刘邦不追究蒯通之罪一事来看，他也不像有一定要置韩信于死地之心。曾经一度，韩信是刘邦非常放心不下的不稳定因素，但被以谋反之名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的存在已不构成对汉政权的任何威胁。刘邦对待韩信的底线，应该是让韩信处在可控制地位。而韩信死前的状态，也正处在这种可控制地位，真正是龙游浅滩，再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了。刘邦的政权安全了，韩信的状态也就安全了。因此，对刘邦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实行肉体消灭，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死了，造成了刘邦的又喜又怜的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其中的内涵实在可以无限解读啊。

刘邦对蒯通的审讯记录对日后的韩信评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的论说，就是顺着蒯通之言而发的。司马迁显然不认为韩信最终会反叛，但他似乎又接受了蒯通所说。接下来，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将司马贞定性为司马迁的后人，可参见拙作《的家谱》）也顺着司马迁的意思，其《史记索隐》述赞亦曰：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再后来，类似的评价就更多了。看来，持韩信是有机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观点的，在历史上的史学大家、硕学鸿儒中也是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个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前面说过，刘邦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不仅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而这一切，完全是刘邦周密设计的结果。刘邦对韩信的操控能力是超强的，他可以让韩信不可能反叛，也就可以让韩信平安地活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知之甚少，就是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只有刘邦、韩信两个人-------刘邦清楚地知道，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而没有反叛可能的国士韩信，当然就不可能猪油蒙心去搞什么根本搞不成的反叛。所以，刘邦放过蒯通不予追究，其中固然有他豁达大度的性格因素，也含有让蒯通其言散布出去的因素在内。因为蒯通的这种言论流传开来，对刘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明人胡应麟针对韩信之死的评价非常有见地：“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六《韩信》）据传，刘邦发明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殊不知，世上正是充满了这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以刘邦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刘邦认可了蒯通之言的作法，巧妙地掩盖了一直以来刘邦对韩信的防范举措。而这一掩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后世对韩信事件的误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一直是固定在韩信有反叛汉阵营机会而没有反这个主线上，并因此产生了无数的史评文字及诗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胡应麟说刘邦 “笼络万世而愚之”的说法，洵非虚语。

因为蒯通的说辞，也因为韩信的临终之叹，人们往往以为韩信是有机会背叛刘邦，成为与楚汉鼎足而三的一股力量。而因韩信的可以叛而终未叛，又加重了他国士的份量，并更加凸显了吕后或刘邦杀韩信的不仗义。但这种认定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菜九印象里，最早持韩信不可叛者，当属今人徐朔方。徐先生文革期间在牛棚幽囚期间，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凭记忆写了读史札记，以为韩信绝无独立之可能，因为刘邦的亲信曹参等在其左右形成威慑，足以令韩信不得心生他想（文载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史汉论稿》）。菜九熟悉这段历史之后，以为徐先生之说完全能站得住脚。只是菜九觉得，徐先生此说还有相当多的补充余地。菜九以为，韩信之不叛汉，不仅仅是有曹参等在一旁威慑，而是韩信本身并没有叛汉的本钱。虽然韩信从击魏开始就独立作战，但韩信从来没有一支基本部队。此事颇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韩信击魏击代击赵时，应该将部队发展壮大了，而这样经过发展壮大与战争考验的部队并没有始终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不停地被刘邦征调走。刘邦征调韩信部队可能有两重用意，一是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线时非常吃紧，兵员消耗极大，故需要不停地补充，而韩信统领下的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就成为了最合适的充实；一是经过这样不停地调动征用，韩信就始终不能成为一支难以控制的异己力量。事实证明，刘邦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淮阴侯列传》记此事曰：“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此类调动可能是用这样的形式，即先由辅佐韩信的曹参将部队控制，再移交给刘邦派来接兵员的人。《史记》中有这样的调动痕迹，如《功臣表》记（棘阳侯杜得臣）“以郎将迎左丞相军，以击诸侯”；《樊郦滕灌列传》有灌婴于汉三年前有“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的记载；《傅靳蒯成列传》又有蒯成侯周緤“遇淮阴侯兵襄国”之说；上述诸说或都提示汉收韩信军的具体做法。其中的左丞相，指的是韩信，也可能是指曹参，韩信击魏时的官衔即为左丞相，而曹参则是以假左丞的虚职相辅佐韩信，故亦不妨称之为左丞相。只是这个迎军事态是接受曹参的交接，还是迎接曹参的整个部队，不详。从记述上来看，更像是交接，即曹参不再随军、交出了部队的指挥权，如果曹参仍然随军，这样的表述就不合适。所以杜得臣迎接到的不是曹参随军的部队。灌婴与周緤的情况就比较明确，但没有说从何人手里交接。韩信的相国，也只是个荣誉职位，实际上的相国是萧何，史上萧何之为相国是韩信死难前后的事，但其位置之重要，即使没有明确为相国，亦当以相国视之。最最明确的一次抽调兵员，据传，是刘邦与夏侯婴潜入韩信大营，直接将韩信的军队调走，只给他留下了老弱残兵。韩信击齐之前，其所掌握的原本属于自己部队就是这样一支老弱残兵。击齐时，因为汉调动了大量军队入齐归韩信指挥，才取得了胜利，靠韩信自己掌握的部队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的。韩信在齐期间的主要军事力量肯定不是他的老弱残兵，而是刘邦的精锐部队，只是这些部队他并不能完全掌控，那么他要想背叛刘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而当时的各路说客可能并没有认清韩信的真实处境，所以他们的反复进言终归于无效，但在韩信方面应该有这样的考量在内。可惜不乏硕学名儒在内的后世之人，也没有看出韩信的这一实力软裆，千百年来不断为韩信的行为取舍一再感叹，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一个问题，这些赞美韩信的人，难道真的希望韩信反叛刘邦吗？需知，正宗的儒家理念对于反叛可是深恶痛绝的啊。因此，为韩信不反而发的感慨，可能也不是这些人的真心，更可能是为韩信最终结局不平而发感慨时的口不择言。

由于刘邦与韩信形成如此模式，韩信长期征战，功勋卓著，却始终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对这种状态，韩信显然是有想法的。灭齐以后，韩信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再也不满足于一直没有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向刘邦讲价。汉四年灭齐后，韩信要刘邦封其为齐假王，刘邦当时正困于与项羽相持，见到韩信的提议，大为恼火，差一点就要与韩信决裂。经张、陈等谋士劝说提醒，刘邦一步到位，册封韩信为齐王而不是假王。虽然当时韩信对真正实力的拥有仍如以前相仿，但有了王这个称号，还是能形成极大的对韩信本人的社会凝聚力。如果假以时日，韩信是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实力的，而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说了。老子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有了王的称号，确实是可以形成极大的号召力的，真正实力的形成与壮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人们也会注意到，韩信拥有了王的称号后，他对刘邦事业的热情下降了，据传，到了楚汉决战之时，韩信甚至放了刘邦的鸽子---爽约不赴战。韩信在干什么呢，史无明证，推测一下，韩信大概在名正言顺地经营自己的地盘，追求增加实力。如果说韩信有背叛刘邦的事实，可能这是唯一能够摆面的事例。韩信的这种表现又反过来证明，刘邦对他的防范不是毫无道理的。你有大功，这不假；但你磨洋工，这个也不假。你有大功，是对刘邦重用你的回报；而你磨洋工，则是刘邦对你防范的根据。刘、韩两家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说破。不能让韩信形成势力，可能就是刘邦的底线，看来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维持两人的关系。